官员对抗组织花样多：下属主动当领导替罪羊 身带多部手机秘密串供

前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了5名山西官员被“双开”的通报。其中，涉及山西省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的通报中提到，董洪运“在组织审查期间，采取欺骗、隐匿、订立攻守同盟等手段，对抗组织调查，性质恶劣”。自去年9月份以来，官员违纪通报中“对抗组织调查”的表述出现的频率逐渐增高。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后发现，董洪运案已是中央纪委网站通报的第12起涉及对抗、干扰或妨碍组织审查（调查）的案例。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这些对抗组织审查的“顽固分子”花样颇多，除了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等“标准动作”外，还有对“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模拟纪委问话等招数。

共性

串供、转移赃款赃物是“标配”

12个对抗组织审查的案例中，串供、转移赃款赃物是“标配”。例如刚刚落马不久的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原书记、副主席吴继德，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转移违纪违法所得。

有些还有更极端的行为。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严重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特别是，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职权，采取非法手段对被其所‘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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