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讲述为什么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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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恢复学位制的1981年开始，到2014年底，我国累计培养博士研究生49万人，硕士研究生426万人，其中半数为近五年培养。30多年来，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从数量上看，我国已是研究生“超级大国”，仅博士阶段培养人数就已是世界第一。

随着时代变迁，在考研人群从“精英化”变成“大众化”的同时，很多人的读研初衷，也从“研究学术”变成“为了工作”。扩招后的学历变相贬值，加之一些用人单位划定的较高用人门槛，使得“考研热”不断升温。

正是在“考研热”之下，个别高校出现“大学高中化”现象，部分学生把考研奉为“第二次高考”，而这，绝非高等教育的本来面貌。

从2016年开始，在职研究生联考被取消，而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推进，研究生的入学门槛和教学质量，都将得以提高。

12月26日，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开考，170余万考生步入考场。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80年，全国包括博士在内的研究生招生数仅为3616人，1990年为3万人，2000年为12.9万人。若包括博士在内，2015年的研究生招生数达到62.1万人，35年时间增长170余倍。

30年间，无论是考研群体还是考研初衷，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对于不同年代的考研者，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也有着各异的经历。对他们个体而言，是改变人生的一次考试；对社会而言，是映射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

80年代：考研为了“追求学术”

时间：1985年

考研者：陆坚，呼和浩特人，考取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现为天津某高校教师

“只身在天津上学，放假回家时孩子都不认识我了，看见我就哭。”天津市某高校教师陆坚告诉《工人日报》记者，1985年，他考上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研究生，当时孩子刚一岁。拖家带口，是上世纪80年代考研者的真实写照。

记者见到陆坚已是下午5点，6点还有课，他边准备教材边拿过学生送来的泡面，用开水泡上。他是呼和浩特人，研究生毕业之后举家搬到天津。

本科毕业后，陆坚在呼和浩特的一所高校当老师，结婚生子。但考研的想法一直萦绕在脑海里，因为对文学有强烈兴趣。“当时就想着进一步提升自己，想在学术方面取得进步。”

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本科学历本已稀罕，研究生学历更少见。当时考研通过率很低，选拔标准也较高。“大学的班里30多人，有考研想法的不到10个，考上的只有我一个。”

由于孩子妈妈工作忙，陆坚只能边看孩子边复习。“我左手拿着外语单词本，右手抱孩子。孩子一哭，立马放下课本去哄孩子。”当时复习资料单一，只能一遍遍地自学大学教材。由于是跨专业考研，付出更多，他每天工作之余用3~4个小时来学习，“除了工作就是学习。”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努力，陆坚如愿考上南开大学近代文学系研究生，但之后的生活让他更加煎熬。每个假期回家，陆坚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儿子培养感情。但孩子刚熟悉他，开始依赖爸爸的时候，陆坚又该离家返校了。

在陆坚看来，曾经的考研也是一场历练。他望着办公桌上的老照片说：“人生要有目标，同时还要有毅力，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90年代：考研为了“提升地位”

时间：1992年

考研者：徐建明，河北昌黎人，本科武汉建材学院，考入天津大学力学专业，现为秦皇岛某科研机构学科带头人

从小城昌黎到武汉，再到天津，最后回到秦皇岛，徐建明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版本升级”。

土生土长的昌黎人徐建明，初中后迷上物理这一科。1982年，徐建明考入武汉建材学院，毕业当年，他参加过一次考研，未能通过。

“那时急需人才搞建设，大学毕业就分配工作。”徐建明被分配到秦皇岛市的一所科研机构。在单位工作了6年后，他决定再考一次。

上世纪90年代，对于“有单位”的人而言，考研的第一关往往不是考试，而是单位“放不放人”。令徐建明意料之外的是，单位领导支持他，复习期间没有布置工作。这一次，他考上天津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当时本科生都分配工作，所以考研不是为就业，而是为了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