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母亲的食品安全焦虑：郊区租地自己种菜

法律很先进，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还面临取证难、检测难、责任认定难等问题，这些难题还是比较难解决的。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导致他们产生焦虑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是一种集体焦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感受和食品安全的实际状况之间并不是同步的，会有一些滞后和偏颇

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开始用钱买安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安全的食品。

肉类，他们会选择超市内的品牌；蛋类，他们会买最贵的土鸡蛋；牛奶，他们选择进口的；蔬菜，他们跑去郊区订购。在这些人中，有的试过自己种地，试过请人种地，试过从郊区农场订购，总之，只要能保证食品的安全，他们不惜耗费金钱和精力，想尽一切办法。

“在一些人看来，我可能是‘食品安全焦虑分子’。但对此，我‘甘之若饴’。”作为北京一家农场的高级会员，北京市民常飞一家已经很久不在北京市内的菜市场、超市购买菜蛋肉等食品。

所谓“农场”，是眼下在北京郊区出现的一种新生意，他们种植有机蔬菜，承诺不施化学农药，每周定时向城市送菜。

这种蔬菜的价钱比城里菜市场的价格贵上一倍，而且品种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单调，因为农场不种植反季节蔬菜。

“我并不介意蔬菜种类的单调，起码这些菜让我放心，尤其是做给孩子吃，我心里踏实。”常飞说。

折腾出来的安全

“我宁愿不给她吃，也不愿让她过早接触有毒有害或者至少是不安全的食品。”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除了工作，常飞现在每天最大的“事业”就是给孩子寻找可靠的食物。

为了让女儿吃到放心而健康的食物，她不厌其烦地“折腾”，以至她的丈夫王毅说，“折腾的动静有点大”。

6年前，刚怀孕的常飞开始拒绝吃菜市场及超市里售卖的肉蛋菜。

每隔10天，常飞的父母都会把一个装满肉蛋的泡沫箱子托给长途汽车司机，从山东威海老家运到北京。丈夫王毅会去离家10站地远的赵公口长途车站取回，再搭乘公交车，最终把这个分量不轻的箱子扛上4楼。

“这样扛了一年，终于在孩子满月的时候‘扛’不住了。我们家爆发了第一场关于食品的‘战争’。”回忆起当初的“硝烟”，常飞说，“我老公问我‘难道非吃这些不可吗’，我坚决表示‘除了这些，别的地方买的都不吃’。其实，我以前吃东西很随意，还经常和别人开玩笑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可是现在不同，我要对宝宝负责，我不会去超市里买肉，我不相信那些肉的安全。如果老家不托运过来，我宁愿不吃。”

眼见从老家托运也不是长久之计，常飞开始了新一轮“折腾”——在自家阳台上种植蔬菜。她以照料花花草草的姿态，照料着阳台上的番茄、青椒，但效果却不大好，“毕竟地方太小，种不出什么来”。意识到地盘局限，常飞开始谋求更大的种菜空间。

2010年，常飞通过网络发现一种租地种菜的模式，北京郊区昌平一些农户，愿意出租土地给城里人，二三十平方米的地一年租金800元。常飞租了地，一到周末，她就忙着开车奔向昌平，时常带上有耕作经验的父母，提供现场指导。

由于技术有限，常飞的地里产量并不高，都不够她一家人餐桌的需求。

因此，常飞还得购买蔬菜弥补不足，“去超市买有机蔬菜，价格的确贵”。常飞偶尔也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后用一种外国品牌的除农药清洁剂浸泡15分钟，一丝不苟。

眼见昌平的菜地供不应求，常飞又开始新的探索。此时的常飞，在“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成为“二孩妈妈”，她对食品安全的追求更为执着。

2014年，常飞成为北京一家农场的会员，每周由农场给家里送肉蛋菜。会员得闲的时候，也可以到农场亲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