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博士副县长辞职：父母生病无法陪伴愧疚难当

本报记者独家对话吴奇凌——

80后博士副县长为何突然辞职

本报记者白皓

在任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不足半年后，吴奇凌突然辞去公职。作为当地最年轻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县领导，他曾被视为当地的政坛新星。

1月6日，吴奇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已拿到免职文件，正式脱离体制。日前，这位刚辞职的80后博士副县长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揭开了辞职背后的心路历程。

内心挣扎一个多月，最终迈出这一步

中国青年报：80后、博士、常务副县长、政坛新星……这些都曾是你身上的标签，看上去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突然辞职了？

吴奇凌：我内心挣扎了一个多月，最终迈出了这一步，辞职前也征求了一些领导、朋友和家人的意见，省、市、县都有领导多次找我促膝长谈，当然有不少挽留的声音，但我想来想去，觉得已到了给自己下决心的时候。

中国青年报：那是什么让你最终下了这个决心？

吴奇凌：两件事在我心里筑起了一道坎儿，迈不过去。

2014年，我父亲做甲状腺瘤手术，当时我在遵义的新蒲新区工作，接到父亲要做手术的消息时，我手上有几个区里的规划正在搞评审，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记得我对父亲说：“如果瘤是恶性的，我马上赶回武汉，如果瘤是良性的我晚点再回去看你。”手术结果瘤是良性的，他手术完出院后，我才抽时间回去陪了他一天。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危难时刻听到儿子这样的话，太残忍了。

2015年，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县里正值“五大环境”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我是主要负责人，又没能立即赶回去，母亲出院一个月后我才回家。我回去的当天，母亲血压又高到200多，送到医院抢救。可第二天我又赶回了县里。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想到这些都愧疚难当，也就有了心结，父母怕添麻烦不愿到我工作的地方，体制内调整调回武汉几乎不可能，辞职回去是我能想到的路。

中国青年报：迈出辞职这一步，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吴奇凌：以前在学校工作，后来到地方政府工作，都是别人眼里的“铁饭碗”，未来的工作，可能就是个“瓷饭碗”了，紧迫感和压力随之而来。体制内规规矩矩，制度健全，但有限制、有束缚；体制外可能有更多自由新鲜的空气，但挑战也会更大，困难更多。

党政工作经历给了我不可复制的人生财富

中国青年报：4年前，你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任上远赴贵州挂职，外人看来这是在“镀金”，从你内心来说，为什么选择走这一步？

吴奇凌：4年前，团中央、教育部从高校选派团干到地方挂职，当年我有幸获评全国高校十佳辅导员、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学校领导说，这样的同志要派出去锻炼，我就去了，心里没多想。

中国青年报：挂职期满，为什么选择留下来？现在看来，这个决定错了吗？

吴奇凌：我们那批到地方挂职的同志最终留下来任职的，好像就我一个。现在回想留下来的原因，是真感情。

这一年挂职时间里，我去一个村当了几个月的第一书记，跟村民一起修路、修水窖。我30岁生日那天，村委会的一个干部瞒着我骑着摩托车花了两三个小时到县城买了蛋糕，村支书亲自下厨在工地上做了一桌好菜。看着自发赶来的村民和已经颠碎的蛋糕，我太感动了。

我对凤冈的百姓感情越来越深。后来，在镇里、县里也分别挂过职，我判断自己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于是就留了下来。

现在看，不能说留下来的决定错了，因为我给工作过的地方带去了自己的新理念，这些党政工作经历，也给了我不可复制的人生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