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改革之父逝世 揭王岐山与杜润生先生的不解之缘

我回想起杜润生五级干部，跟胡耀邦级别一样，是你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干部，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最大的干部，我见到杜润生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农民报当记者，刚去了不到一个月，我们社长叫苗配时，今天在办公室谁闲着，去去，把明天的社论清样送到农委，交给杜主任，请他审查一下，明天早晨要见报。小翁你干吗呢?我说现在没事，去，我骑自行车送到国家农委去。老头没见过我，你哪的?我说我们社长让我给你送社论来了，明天见报，请您审查。老头说我没见过你，我说是啊，我刚到，刚到农民报不到一个月。杜主任说，原来干嘛了，我原来插队的，多长时间啊?前后十个年头有八年整，那时间不短啊，有什么体会啊?我就觉得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他说这算一条，有第二条没有?我说有，我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到了农村我才明白，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界从来都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老头说你把社论搁那儿吧，我回头看完了，派人送过去。什么话没有了。

一个礼拜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调令，这就是杜润生，不光他，习近平、王岐山都是杜老的门生，像习近平什么，我们到底下当县委书记，到县里工作，都需要天天面对农村的问题，希望得到杜老的支持。都需要到国家农委汇报工作，请杜老指点，九号院真是一个传奇，杜老手下大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样的老头遇到周其仁这样一个活宝。人的脑袋上三个部分最主要，他观察问题很敏锐，听的东西东打听，西打听，好奇啊，然后他很认真去思考。另外周其仁有一个我们都不如他的，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强，逻辑性极强，他都用上了。所以在这个组里，自己回忆杜润生那篇文章里面，他自己写过，中央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连续除了五年，最后校对清样到印刷厂校对，派他去的，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想我来校对，最后机要文件，中央文件，我还不是一个党员呢，所以杜老放手使用年轻人，是想不到的。

中国农民改革之父逝世 揭王岐山与杜润生先生的不解之缘

我就跑到一个事情，我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报到，大概不长时间，有一天杜老说小翁你过来，我到办公室，上午我在姚一玲同志那儿开了一个会，中央决定今后十年对农村建设农业投资一千五百亿，八十年代初啊，我工资一个月才五十块钱，对农业投资要一千五百亿今后使用，不得了的事情。你去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出来，各位，你们都年轻人啊，估计岁数比我小很多。中央的头说了话，交给了国家农委会副主任杜主任，找了一个白丁，狗屁不是，你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去。我估计像这样的老头，这样的好干部，共产党里真不多，这是大实话。没有他，就没有八十年代初期这一帮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南方一个记者给我打了电话，说九号院，我拒绝采访，但是我告诉你九号院灵魂就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一帮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成果连续出了五年，一年一个一号文件，差不多吧，这个插曲。该回到主角了。

9号院走出的中国改革者：杜润生王岐山林毅夫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中国农民改革之父逝世 揭王岐山与杜润生先生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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