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志强案一审宣判

华盛顿动辄就某件事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北京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把它顶回去，我们按照本国法律该怎么办继续怎么办，中美之间在这方面既针锋相对，又互动得“非常熟练”。人权纠纷既像是中美彼此的“大问题”，又逐渐变得“什么都不是”。

尤其是美国这些年人权事件不断，黑人骚乱因种族歧视和警察野蛮执法接连发生，它的很多“短”攥在国际社会的手里。美国成了厚着脸皮指责他国人权的“表率”。

最近这些年美国再没能从中国监狱里“捞”出一个“梦想”西方制度的犯人，中国对依法审判动辄“自我”贴上政治标签的犯案者，以及对依法执行他们的刑期都表现得很坚决。这不再是一个西方可以施加“特殊影响”的领域，中国法律的权威在西方和那些国内最激进的“异见人士”面前都已真正树立起来。

以后谁也别再幻想西方的力挺可以让他在触犯中国法律时逃避制裁。激进的“异见人士”恐怕还是要仔细看清近年来发生的相关案子，确保自己的行为守住不触犯法律的底线。在崇尚西方的同时，他们一定要清楚自己生活在中国法律的框架下。让自己和社会都安全些，这也是一种德。▲（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浦志强案（2015年12月）8日举行庭前会议，预示着该案即将进入庭审。浦于去年5月被刑拘，今年5月北京市检察二分院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依法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此案受到西方一些国家政府、舆论的密集关注和反对，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通过舆论场表达对浦的支持。

由于围绕浦案形成了舆论聚集，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浦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

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心无旁骛地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

客观说，浦志强的案子挺难判的，原因是浦志强身为律师，却长期热衷政治，是中国社会及舆论场上反体制的号召性人物之一。他的言行对社会治理明显构成了某种破坏力，这种破坏力发生在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的新社会现实之中，形成挑战法律权威的新形式。

这种挑战社会规则和法律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坚决制止，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容忍，这些看来属于司法上的新问题，需要以高度忠诚法律的态度，从维护社会正当秩序的目的出发做出裁决。

西方舆论施加压力，显然是想让中国法官对浦案的裁量跳到它们提供的“普世”角度上，西方视角的背后是它们的政治利益，推送它们的原则，就是推送西方利益的隐蔽方式。 中国国内有少数异见人士在类似司法争议中与西方力量结为同盟，从他们的策略角度看这也可以理解。

然而浦案发生在中国，中国司法体系必须是裁量此案的绝对主导者，中国法律规定和相关证据是破解此案模糊性的唯一依据。这必须是浦案诉讼的起点和终点。

浦案外围缠绕了大量政治因素，法官们应当有能力跳出它们，依法该怎么审理就怎么审理，该怎么判决就怎么判决。不用考虑“政治正确性”，也不用推测怎么判舆论的反对声可能最小。法官们不妨“任性”些：只要依法有据，我们认为就该这样判，嫌轻嫌重随你们说去。

如果判得“重”，西方舆论肯定会跳起来。如果判得“轻”，那些舆论又会得意地认为它们“起了作用”。国内在两种情况下也都会有人不满。中国法院在这类案件中必须非常坚决，无论怎么判都是中国法律自己的事，之前的悬念也处在中国法律体系内。西方喜欢围观，随它们的便。

要面对西方树立这样的底气和硬气，关键在于要彻底取得国内广大民众的信任，让依法治国成为毫无争议的社会治理原则。目前中国司法的内外权威受到国内部分公知舆论示威的侵蚀，那些公知在价值观上同西方高度一致，并且经常通过冲撞法律底线干扰国内的司法建设实践。

比如中国司法机关查处了大量贪官，包括公检法队伍中的少数不法分子，对他们来说这些都OK。但只要依法追究自由派的异见人士，就会被扣上“打压言论自由”和“司法不公”的帽子。这种时候公知和西方舆论会一起上阵，制造有时看上去蛮汹涌的舆论喧嚣。

我们在呼吁法官严格依法审理浦志强案的同时，也呼吁浦的支持者们把劲头使在法庭上，而不是法庭之外。法官要做的是法律审判，而非政治审判，西方和国内一些公知也不应“政治挂帅”，用他们的价值观作为浦案审理是否公平的尺子。当然如果他们偏要那么做，中国社会也见得多了。中国司法体系不会接受西方来给浦案定调，之前的刘晓波案等中国人也未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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