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夫妻十一娃 灰色家庭濒临黑色边缘

这本不该是他要走的路。

成绩中上的老二被父亲寄予了“考大学当能人”的重任，后来家贫辍学，父亲也送他去安徽，“跟着村里人见见世面”。因为年纪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再回到村里时，这个少年平静地接受了父亲新的安排——跟着他“跑政府”，顺路捡垃圾。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见了以前的同学。每次，他都会提提背篓，弓着身子，把头埋得很低，脚步加快，躲同学。

“幸运”的是，好几回都跟对方擦肩而过了，也没人喊住他。

这个18岁的少年说，自己已经逐渐忘记“要去北京当兵、保卫天安门”的梦想了，尽管手机里还存着合肥高楼大厦的图片，但他心里清楚“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样的风景了”。这个家庭秤砣般拽着挣扎向上的老二，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被现实“催熟”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比如，初中“考过年级前30”的他头一回发现，“求人办事好难好难啊”，难过了任何一道考题。

“不晓得哪门回事，我爸爸想让我们家人多力量大，结果我们一家现在是村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家庭。”他苦笑。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

老二手里有几封父亲从看守所寄回来的信，信上是出人意料工整的笔迹，父亲絮絮叨叨地告诉儿子，“一定要保护照顾好妈妈”，“要守法，犯了法很可怜，法律没有人情可讲，像水电一样无情”……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每一封信都有这样的感叹。

“哎，可惜晚了。”张杏子叹息道。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没有人劝得住曾经的何洪。 “这些娃儿出一个能人，就可以带一群，到时候一家人都致富。”何洪三言两语，打发走了来劝说的嫂子。

当劝说的对象变成计生干部时，何洪的态度依旧强硬。“我们穷，交不起罚款，他们也就不管。”嫂子还记得，有一回，计生干部都把张杏子绑到了手术台，后来，“两口子硬是又哭又闹跑脱了”。

张杏子说，其实跟着何洪从上海来到四川时，她就想好了，要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双全最好”。

之前在上海洗了好几年盘子的她还想过，以后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再莫去洗盘子，让人家笑话”。

不过这些，她始终没和丈夫说过。事实上，夫妻俩的交流很少，何洪当过挑夫，挑好几里路的东西才挣一两块钱，此外，还给牲畜看过病、给过路人卖薄荷水。她也没闲着，镇上哪里办酒席，张杏子都会去打下手洗盘子，“跑得比哪个都麻溜”，为的只是走时能带几个剩菜，让家里的孩子开开荤。

夫妻俩太忙了，忙到老五老六自己学会了说话，老八老九自己学会了走路。

被摔坏的老六只会傻呵呵地笑，吃饭的时候，她会端上一碗粥，跑到邻居家门前，一边吃一边冲着别人笑，粥顺着嘴巴往下掉， “精神已经不行了”。

她的后脑勺留下了一道如同蜈蚣般的印迹，那是赤脚医生何洪给女儿做完“手术”后留下的针印。

家里穷，医院是去不起的，用药都是高中文化的何洪自己挑的，就连妻子生小孩，也是何洪接生。

卫生常识和家教一样，几乎没在这个家庭存在过。

张杏子怀着小孩照常干农活，好几次生孩子当天早上还在割猪草，生完孩子，她不知道什么是“坐月子”，也没肉可吃、没奶可喂，还要天天把手浸在冷水里给娃娃洗衣服。

后来去镇上帮厨多了，她第一次听说还有产假这种东西。

“我们懂不起啊，都是我们当妈当爹的害苦了娃娃，让他们没吃到好的，没得营养。”何家的孩子个头都比同龄人矮小。老七11岁了，只有1米出头的个子，像幼儿园的孩子。

老八老九快满10岁了，至今仍在读幼儿园。血案发生前，何洪天天叹气，家里现在没有一个孩子能把书读好，或许“一个能人也出不了了”。唯一让夫妻俩欣慰的是，孩子虽然调皮干了坏事，可是，老五老六总会把学校发的免费营养餐里的牛奶带回来，给还在幼儿园的弟弟妹妹喝。每天接送老八老九的任务，也落在13岁的老五身上。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只要不提及那些歧视、羞辱，老五都是“温柔”的。有记者来访给家里带来食物，她会笑着邀请记者留下一起吃晚餐，细心地询问，记者在哪里住、方不方便，甚至邀请记者“留下来一起住吧”。

就连一向沉默的三女儿也迅速地挑起了家里的担子，这个平时住校的17岁姑娘，周末默默帮母亲割猪草、做饭、带弟弟妹妹。一次，干完一天的活儿，老三躺在母亲身边，低声叹气，“妈妈，我不晓得我考不考得上高中啊，好紧张”。张杏子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好好读书，平时多花点时间学习，就行了嘛。”

话音刚落，张杏子自己却哭了，“都怪我们，你周末都要干活，哪有时间学习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当妈老汉的责任，娃娃有啥子错嘛……”

三女儿没有回她。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对错，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把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

何洪被抓走已经一个半月了，张杏子变得有些神经质，她会朝任何一个向她搭话的人哭诉，丈夫是被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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