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门江津谈假球 背后惊人内幕(2)

后来，江津决定把日子只过成今天和明天——在监狱的‘今天’，还有出狱的‘明天’。

哥哥江洪也曾去监狱里看过他，江洪告诉《人物》，当他看到着穿着囚服的弟弟走向他时，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10年前的世界杯，江津戴着队长袖标站在球门内，意气风发。那是弟弟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江洪坐在电视机旁看比赛，同是守门员的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要是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会不会扑出那记射门，做得更好？‘虽然他是你的弟弟，你会祝福他，但是你们又是同行，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既是竞争伙伴，又是手足。’但在监狱里见到弟弟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我说，来，我们拥抱一下’。

他们抱了10多秒，这是江洪记忆里兄弟间最温暖的一次接触。

2015年12月1日，北京一个重度的雾霾天。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江津减刑8个月，提前出狱了。他的妻子和父母满心欢喜地在冬日里等待着他。

子承父业

也是一个冬天，江洪12岁，江津11岁，父亲江永林送他们去北京踢球。出了火车站，一问，离八一队的训练基地还有30多公里，江永林手一挥，‘打车！’。

‘1980年，我的天哪，出租车打到，20块钱，我爸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60块。一辆上海的伏尔加轿车，我爸坐前排，我和江津坐后排，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江洪说。

江永林已经80岁了，在上海接受《人物》采访时，他腰背挺直，一直到2015年，他依然在当地的老年足球队当门将，足球是他能侃侃而谈的话题。他最接近自己的足球梦想的一刻，是1956年。他是上海青年队的守门员，随队参加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打进决赛圈的球队捉对厮杀，五场比赛，他左扑右挡，没有让任何对手射门成功。后来，总结大会上，新中国足球第一任外籍教练、匈牙利教练约瑟夫专门表扬了他，说上海队的守门员凌空扑球扑得好。

比赛前，江永林听说要选拔队员成立国家青年队，他想这下有希望了，‘要是进入国家青年队呢，我今后到国家队的希望就有了，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进国家队，为国争光。’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守门员，足球场上的胜负已经纳入事关国家荣辱的宏大叙事，最出色的守门员能得到最光辉的称号——‘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结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搞了，不成立了。’

‘我错过了机会，但这个雄心我一直没放弃。’前半生的命运没有让江永林遂意，先是‘大饥荒’，供应困难吃不上饭，他所在的球队被解散，再是1966年‘文革’开始，一个球队11个人也要揪出阶级敌人，后来的八一队主教练刘国江说，当时的八一队球场上，都被种了菜。

江永林回到上海，转业工作，和原是篮球运动员的赵桂英结婚，‘文革’爆发一年后，江洪出生，再一年，江津出生。到了1974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从领导人的口中蹦出，‘当时，我想我的理想没有实现，但是我可以叫我孩子来实现啊。’

江洪是在病床上得到这个消息的，他7岁，调皮捣蛋，从三楼摔了下来，右踝骨折，他记得急匆匆赶到医院的父亲看到他说，‘小子，既然你这么能摔，就跟我练守门员吧’。

而小一岁的江津，哮喘，有着更加辛苦的幼年，‘到晚上就不能睡觉，一躺，躺了就不行，躺了就气喘。’ 江津回忆。

但这并不妨碍江永林每天清晨5点半开始的训练计划。楼下是消防队的篮球场，掀了被子起床，江永林带着儿子们在篮球场上跑操，在楼道里爬楼梯、练跳绳。江津小，跑不了整场的来回跑，就跑半场。

除了练，还得吃。大骨头炖黄豆，熬一大锅，把汤都熬成乳白色。当时，大骨只供应给骨折病人，需要医生开骨折证明才能购买，而黄豆，只有肝病病人一个月才能拿到一斤——都是靠关系，江永林卖掉了自行车、结婚时买的手表，还经常参加单位献血，献血所得的30元报酬，让未来的运动员吃得更好一点。

‘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音乐、画画和语文课上，还是我们学校唯一被上海市少年宫选去学芭蕾舞的，但面对在我眼里极具威信并且意志坚定的父亲时，当时的我别无选择。’江洪曾回忆，他被认定要‘子承父业’当守门员。

‘江津呢那个时候还小，我说你就跟了后面练，篮球也打打，足球也踢踢，以后让他自由发展。当时我们想，江洪以后送走了，准备江津留在身边，没有说培养他当守门员。’江永林回忆。

这样的家庭训练持续了6年，直到1980年，江永林带着儿子去训练场上找到了八一队的教练。江永林踢球，江洪守门，还表演了鱼跃扑球。教练不仅看上了江洪，还看上了陪哥哥去的江津。

‘那时候个儿就不矮。正好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队选高大中锋：后卫长传冲吊、前场用头球来摆渡，设想了这么一个路子。’少年队的主教练刘国江和《人物》记者回忆，他告诉江永林，‘我们也知道你们夫妻俩是为国家培养。你把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江津说：‘我爸跟我一说，我也就答应了，也没什么不愿意的。现在想想，这就是命。’

在即将离沪赴京的那段日子，家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气息，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成了全家最快乐的人。

江洪曾在自己的博客回忆过那一刻，‘父亲坐在那里，一边抽烟、喝酒一边侃侃而谈，那张因为酒精的作用而变得通红和兴奋的脸洋溢着幸福和快感，我在一边静静地望着他，尽管当时的我还并不是太懂究竟是什么能让眼前的父亲竟然如此高兴，似乎完全变了一人。直到若干年后，当我和弟弟江津因为足球而享受其中并且是因为足球而彻底改变了命运时，我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当年的父亲。’

同门

在青岛的家中，已经76岁的足球教练刘国江给《人物》记者翻出了他保存着的少年江津的资料。从12岁到15岁，江津长了18厘米，超过了一米八，而这个男孩才刚刚进入发育高峰期。

长得太高，速度就受了影响，刘国江让江津改练守门员，和哥哥江洪一道。

1980年代，江津和江洪都属于一项名为1316工程的少年足球培训计划，江津大概是第二小的，最小的是著名国脚郝海东，才10岁，在少年队创下脚背颠球5309次不落地的纪录。一群娃娃兵——进入八一队算是入了伍，他们穿四个兜的军官军装，每个月还有7块钱的工资——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队里为他们办了存折，每个月代存4块，发到手上还剩3块，江津们就用来买汽水、罐头。

‘每到礼拜天的时候，大家都休息，他们两个还到球场去，哥哥带弟弟：哥哥射、弟弟接，一边示范一边实践。’离那时已经有30年了，刘国江却依然能想起兄弟俩小时候训练的画面。

江洪性格外向，有大哥风范，江津内向、说话还有些口吃。两个人的外号也大相径庭，人们叫江洪‘三毛’、‘毛哥’，叫江津‘大竿儿’、‘大傻’。一同长大的郝海东用‘善良、随和，甚至委曲求全’形容江津，江津睡觉时总是侧身拳起双腿，双脚露在被子外面。宿舍的标准床和被子对于他来说永远不够长，但他从不提要求。

两个人离家千里，相依为命。江津被排球馆的人欺负了，哭着回来，江洪就要冲出去找回场子。

江永林很满意儿子们按着计划成长起来：‘每次有什么重大比赛，我都提出任务。譬如说中国要成立国家青年队了，江洪适合这个年龄段，我就写信给江洪，我说江洪，马上国家队的青年队要成立了，你好好打，争取到国青去。下一届国家青年队，我又写信给江津。后来国奥队又成立了，反正到哪个年龄段，我就写信给他们，作为任务提出来，孩子都蛮争气的。’

只要江津、江洪回上海比赛，江永林夫妇都会去现场，江洪记得父亲曾告诉他，门前只要出现危机，母亲不仅情不自禁地大呼小叫，而且会下意识地拍打或猛掐坐在身边的父亲的胳膊或大腿，‘所以一场球下来，父亲的身上往往是伤痕累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堪重负的父亲后来再看我们的比赛时就选择和母亲一起在家看电视转播了。’

当时，江洪是八一队的主力门将，江津坐在替补席上，‘这又出现一个矛盾，两个人都是守门员，总不能轮着打吧。’刘国江说，‘一个为主，一个为辅，压着谁都不合适。’

江洪看到坐在替补席的弟弟心里内疚， ‘每次安排比赛阵容的时候，我都会向江津看一眼。’后来，他告诉江永林，‘他说爸爸，因为江津是我弟弟，所以我没必要跟他竞争，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好位置让给他，如果他不是我弟弟，我肯定要把他比下去。’

1993年，江洪给八一体工队大队长写了一封7页的长信，要求离开八一队。那年，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即将打响，江洪远赴深圳加入一支新成立的球队，‘我当时离开的时候是比较担心江津的，因为他，各个方面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坚强，也并不是一个能够很敏锐地去洞察事物，迅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

巅峰

1999年，江永林专门去了八一队，要求让江津转会——上海申花对江津抛出橄榄枝。当时上海申花是甲A亚军，而八一队已经降入甲B。‘那个时候八一队已经不行了，不能用外援，没有赞助，经济条件也不行，运动员的工资待遇也不行，人家俱乐部有赞助。’江永林说，1316工程的队员都走了，江津是留到最后的一个。

八一队属于部队编制，江永林被告知，总政治部的领导说了，谁都可以走，就是江津不能走。他急了，去找八一体工队的大队长，对方向他保证，‘这样吧，林哥，你叫江津再守一年，明年我肯定放。’

‘你别骗我。你说话算数？’

‘算数。’

一年之后，江津转会离开，工资变成一年140万，翻了一番。这一年，他成为中国国家队的正选守门员。

江洪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在深圳，他度过了自己职业状态的巅峰期，帮助深圳队打入甲B，第二年又打入甲A，被评为甲A年度守门员。与江津‘老实’、‘本分’、球风稳健的个性不同，江洪‘张扬’、‘难管’、‘桀骜不驯’。每次扑出险球，他喜欢站在门前大喊大叫，他被誉为‘中国最会扑点球的守门员’，出现在深圳的城市宣传片中。他开着敞篷跑车，行驶在柏油大道，‘代表着深圳一种健康、向上、积极的形象。’他还是深圳的‘城市英雄’，后继的则是李云迪。

也是在那一时期，江洪、江津同时被选入了国奥队，他们在上海训练，江永林天天都来场边看球。江洪问父亲，这是不是你最骄傲的时候？——两个儿子同时成了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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