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置僵尸企业遭遇“几大难”

退出难，更难在资金匮乏。大部分僵尸企业资产质量不高，债务负担沉重又复杂，资产抵押、质押限制难以解除，还存在欠税欠费的情况，依靠企业自身改制，资金缺口过大；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又很难吸引资本收购重组。

退出难，也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关。冯飞介绍，《破产法》有些规定较为原则，需要进一步明晰和细化，执行中，存在破产案件立案难、审理慢等问题。比如，一些企业债务关系复杂，在清算、注销时，许多债权、债务需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处置周期过长，导致企业难以注销。

企业、地方打“小算盘”，也造成清退僵尸企业缺乏动力。企业要想完成注销，至少要补齐欠税以及员工工资和社保，如果还需要通过法律诉讼解决债务问题，就还要承担一大笔诉讼费和律师费。

“算大账，僵尸企业对国民经济运行和产业发展危害很大，但是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打自己小算盘，拖延处置比让其退市更划算、更省事，于是宁可患上‘拖延症’。”王绛介绍，一家央企曾打算通过破产清算一家“僵尸子公司”，结果被告知要一次性支付员工十年的退休费。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琢磨，不如“保持现状”，这样既不因拿出利润偿债而影响负责人当期绩效考核，又不会产生人员安置等纠纷。

清理善用“两只手”

政府不可“拉郎配”，但可扮演“介绍人”

尽管清理僵尸企业挑战重重，但并非没有出路。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托管经营，曾是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中企业脱困的“温和手段”，被认为引发的权益纠纷和社会矛盾最小。然而，中国企业联合会于2015年做的特困企业调研显示，虽然托管在特定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各地也存在被托管经营的企业不仅难以扭转经营困境，也难以有效退出的问题。例如，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托管的几十家省属特困国有中小企业，由于历史遗留的欠税与职工安置等问题，多数企业成为“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是上一轮国企改革后，一些劣质资产依然存续；二是受产业政策调整影响，在产能扩大后遭遇环保等约束，企业陷入困境却无力改制或破产。这些都提醒我们，新一轮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防止僵尸企业尾大不掉，在出台产业政策时也要更为慎重，以防形成新的僵尸企业。”王绛说。

改革要善于用“两只手”，动静相宜。专家建议，对于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可依据《破产法》实施破产清算，让其退出市场；对核心业务仍在健康发展，只是融资来源暂时枯竭的僵尸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而在兼并重组中，鉴于僵尸企业的吸引力较差，政府虽然不可“拉郎配”，但仍可扮演“介绍人”。

厦门合兴与越州纸品的兼并重组值得借鉴。浙江越州纸品本是浙江绍兴上虞区的百强企业，但从2013年起因受宏观经济形势和担保链影响，负债严重，难以为继。在“输血”与“止血”间，上虞区政府主动与企业多次沟通，不仅就资产处置、职工处理等问题达成一致，还引来托盘企业厦门合兴进行谈判。最终，厦门合兴通过司法拍卖拍得越州纸品，有效盘活土地96.87亩、厂房6.4万平方米，也解决了原企业100余名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僵尸企业退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政府主要是在人员安置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不是救企业。”冯飞表示，清退过程要谨防“拆东墙补西墙”现象，此前有地方强行将一家僵尸企业划给某家央企，由于该僵尸企业债务关系复杂，迟迟不能退出，地方止了血，央企却多了“出血点”。

化解矛盾，不能只让人看到苦头，还得给点甜头，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之所以效果明显，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实施功不可没。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介绍，1994年至2007年底，在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达4936户，核销的金融债务3872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949万人，需要退出市场的国有大中型特困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有近2/3实施了关闭破产。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这也是清退僵尸企业的重大利好。”王绛说，“这就相当于国家送了条领带，地方配套西装的积极性就高了。这也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经验。”

此外，清理僵尸企业还要防止“误伤”。“要谨慎划定僵尸企业，避免把一些陷入周期性困难的优势产能或必要的产能储备，也当成僵尸企业错杀，影响国民经济的根基。”王绛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