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一博导公开信质疑“不交钱不能招博士生”

记者注意到，2009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导师负责制，要求指导教师要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负有指导责任，并在研究生的思想教育、科学道德等方面负有引导、示范和监督责任。

“指导教师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以其科学研究工作为依托，或通过争取学校设立的专项资金，为所招收培养的研究生提供资助。”《通知》提出。

2007年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进行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其中包括要求导师为其所招研究生提供“助研经费”。至今，这一政策已在国内诸多高校施行。

在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研究生院官方网站，记者均检索到要求博士生导师划转助研经费的通知。如，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规定，导师需向2014级、2015级非定向博士生划拨助研经费，工科专业的经费标准为10000元/人，其他专业5000元/人。

华东政法大学的此项经费更低一些，该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定，博士生导师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2人以上，导师须为第二名额的博士研究生提供2400元配套经费；为第三名额的博士研究生提供4800元的配套经费。

在熊丙奇看来，这一政策在部分高校形成了负面作用，不少规定与收益挂钩，如果导师拒绝这种不合理规定，可能因此被剥夺博导招生资格，甚至影响本专业博士生招生点的存废。

厦大人文学院教授邱满则认为，这种政策不合乎教师实际收入，更不合人文学科特质，“人文学科强调师与生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老板与雇员。”

部分高校“一刀切”式地要求导师提供助研经费，不注重学科的差别，不注重导师不同情况的差别，这带来诸多问题。熊丙奇表示，部分高校对博士生培养费做了内部调整，比如理工科老师可以给学生提供经费，社会人文学科则依靠学校出资，或建立基本的人文社科基金。

他建议，一些报考人数少、导师获取经费渠道有限的紧缺学科，可以由国家或学校承担费用。如果有的导师不需要学生帮助进行学术研究，只是为国家和学校培养人才，“要求这些导师提供经费就莫名其妙了。”

熊丙奇还认为，博士生课程不能硬性规定一定得有多少学生才能开课，因为博士生的规模本身比较小，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是个性化的，而不是规模化的，“这就反映出在课程设置的自主权上，还是受到一些行政的干预和限制。”

在他看来，如果能通过学术委员会等充分听取教授意见，完全可以根据不同学科制定不同学科导师的评价考核要求，但这背后可能受政绩思维影响，比如，“学校要求导师资助博士，前提是导师手里有课题、有经费，导师不断申请课题和经费，就可以反向支撑学校的政绩。”

人文学院中文系一名教授透露，对于王诺公开信事件，“学院正在处理此事，希望能有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他推测，“校方也许担心其他博导效法，影响可能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