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阎肃（资料图）

弃学从艺，文艺工作大有可为

解放前，我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时考上两所大学：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后来读了重大的工商管理系。解放后，我们重庆大中院校的学生参加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一个夏季暑期学员活动。当时我是大专部文艺部的副部长，组织大家做文艺演出。说相声、演戏、唱歌，就在这座古城中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可能因为我的这点本事，受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的青睐。领导告诉我：“你不要念书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我欣然答应。我觉得我要给新中国干点事儿，在这种心理的促使下，1950年9月大学还没读完，我就加入了青年文工队，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下属青年艺术工作队的一个队员。

当时，我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我。我的同学有考北大、清华的，有留学捷克、苏联的，他们觉得最没出息就是我了，好好的大学不念，唱戏去了。我当初有一个初恋情人，都订婚了，她后来去北京念大学，也因为这件事跟我分手了。

在青年艺术工作队期间，我们跑遍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那时候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市。重庆在抗战时期人文荟萃，文化人基本上都在那儿待过，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都在那儿待过，比如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周总理在那儿有周公馆；《新华日报》当时也迁到了重庆。许多文学家、剧作家、电影人、文化名人在抗战时也都在重庆待过，比如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他们的小说、剧作都很受我们追捧，可以说，我们是吃着这些文化巨人的乳汁长大的。

同时我们也看当时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经典电影，比如《卡萨布兰卡》等，我们当时对于国外文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

事无大小，要做就做最好

我原来在文工团，什么都干过,拉过大幕、干过舞台照明；唱过合唱、跳过集体舞；说过相声、还催过场……但我到现在都还会想，就算是拉大幕也要把它拉好，绝对不是机械式的简单工作，我要拉的快慢和导演心里想的节奏是一样的。

当时我管照明，自己就琢磨怎么能做好。当时舞台照明用的是汽灯，里面有一个石棉的灯罩，就像一个椭圆形的灯泡辐射出里面很强的光。这个灯罩有一个特点，油气会凝固在上面，烧一次就灰了，轻轻一碰就碎。为了节约成本，我就想要一个灯罩多用几次。我弄了一个盒子支撑着灯罩，让它四面不着地儿，把中间的口焊住，让空气流动，避免了油气附着。然后，我走到哪儿就抱着这个灯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样，一个灯罩在我手里可以用到七、八次。后来，到了部队才懂“一专三会八能”，文工团演出需要这样什么都会的人。

我当然也会有缺点，就是有时候好表现自己。有一次，我在话剧《爱国者》里演伪村长蒋三宣，蒋三宣劝一个老太太投降当汉奸被老太太怒斥。当蒋三宣灰头土脸要走时，有一句台词是“老太太，那我可走了”，这意思就是你等着吧！我带着诙谐、有点儿冷笑的情绪说了这句词，台下“哗”的一声，有笑声有掌声，我当时好得意。临出门我又回头说了一句“老太太，我可走了”，底下又一阵叫好。于是，我又绕到了窗户口冲着老太太再来一遍。一句台词说了三遍，三遍语气重心还不一样，戏里面可没这个。下了台，导演的鼻子都气歪了，说我“胡闹”。当时的主演也不干了，说他怎么那么多话。这就是我当初年轻不懂事，好出风头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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