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的悲哀

　　我们夫妻算是老一代留学生了。最近接触的新一代留学生越来越多。有在美国社会阴差阳错偶尔碰到的，有我班里的学生，有朋友的孩子，或朋友的朋友的孩子。对于他们，我尽可能尽长辈之职。但是，和他们接触越深，越是感叹两代人的价值观念渐行渐远。我们这代人留学，是个人奋斗的新边疆、新冒险。新一代人的留学，则往往是被父母精心安排的消费，或者说是一种啃老。

　　我们夫妇留学的故事已经讲过N遍。也许现在确实是老了，索性再唠叨一遍。作出留学的决定时，我28岁，妻子26岁。两人的英语程度都是《新概念》第二册第一课的水平，几乎从头来，而且只有我在北京有工作和户口，包括父母在内的亲友都一致反对。

　　我们俩人算了一下：年纪大了点，英语差了点。不过，英语专业不就是四年吗?奋斗四年，背水一战，比英语专业的人用功得多，怎么就不可能呢?于是，我们节衣缩食，除了吃饭基本停止购物，这样就不必出去挣钱，可以保证投入英语的时间。两人挤在一间十二三平米的斗室，我的工资加上当时几千块的积蓄，大概能支撑一段时间。实在支撑不住，我可以去挣点稿费。再支撑不住，她可以出去工作。胜算有多少?

　　我们坚信生活不会绝对公平，也不会绝对不公平。东方不亮西方亮。两个人只要有一人成功，留学的事情就“搞定”了。结果，1992年我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拿到全奖。可惜，根据那年月的政策，大陆人出国留学可以，到香港则办不出去。只好放弃。

　　到第二年，全家弹尽粮绝，吃饭都有问题。妻子仗着自己英文和日文这两门语言的功夫，到一家日本公司就职，月薪千元，在北京也算令人羡慕的高薪了。工作二十天，恨死办公室。此时奇迹发生：耶鲁博士课程给她全奖。她立即辞职，几个月后到了纽黑文。我次年春天则成为一群由留学生妻子组成的娘子军中的“党代表”，大家同机飞到美国各探各的亲。

　　我一直调侃，自己没有本事出去，一切全靠“贤内助”。海内外中文网站中，也有不少讥笑我“撞上狗屎运”的帖子。在耶鲁当家属，一个优势是可以免费旁听两门课。我就盯着一门课，拼命表现，最后教那门课的教授看中，支持我读了东亚研究的硕士。条件是免学费，生活费则分享拿全奖的“贤内助”。

　　美国人吃惊：这点钱两口子居然能过!把博士作为目标的我，迅速评估了形势：申请博士课程的周期差不多半年，为了春天被录取，头一年秋天就必须获得三位教授的推荐信。也就是说，两年课程，实际上只给了我不到一年半的机会窗，必须给三位教授留下深刻印象。一年半是三个学期的时间，正好一个学期“主攻”一位教授：其他课可以打点马虎眼，但一定要在锁定的教授的课上有优异表现。

　　这一年半，一直没日没夜，唯一的节日，就是感恩节被恩师史景迁教授接到家中吃饭。包括圣诞节在内的冬假，正是我赶写秋季学期读书报告的时候。留学头几年，我几乎在每个新学期开始前的一天都在熬夜。因为我知道，如果此时不完成上个学期的读书报告，等新学期的功课压上来，就再也别想完成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拿到历史系博士课程的全奖。

在我们那个年月，不靠自己很难出国。没有全奖在手，使馆的签证都办不成。我们还算幸运的。毕竟家境算好，走的时候家里还给出张机票，算是一笔很可观的资助。许多留学生，借钱买机票，拿到奖学金后再还，甚至节衣缩食地从奖学金中拿出点钱寄给家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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