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内外勾结骗千万拆迁款

案发后，叶某某曾埋怨政府管理混乱：“如果不是你们政府管的乱，我怎么会想到去造假，又怎么能骗到手？”

确如其所说，作为代建单位商竣公司的副经理，王镜波在办理叶某某拆迁补偿审批时有明显的徇私舞弊行为，没有他的帮助，叶某某无法过关，他主要利用了两点：一是在之前的拆迁工作中没有出现过国有土地使用证查无档案的情况。王镜波有意假公济私，不按照制度严格执行，利用了制度漏洞，将叶某某作为特例去请示陈广衡，以此来解决叶某某拆迁补偿的出路问题。

此外，陈广衡在对待王镜波关于叶某某的请示时，没有遵照 “一般的按规定办，特殊的上会研究办”的程序来进行决策，尤其对于叶某某如此大金额的补偿款支出不仅没有采用集体决策的方式，也没有召集区拆迁办拆迁部研究，甚至都没有让王镜波等人进行书面汇报，就由其一人听取口头汇报，又由其个人口头拍板决定。同时，陈广衡作为上级领导对此也都没有表示异议，并与之共同签字背书。

审批不负责任监督流于形式

虽然王镜波在叶某某拆迁补偿方面取得了陈广衡的口头同意，但叶某某要拿到补偿款，其补偿材料还需提交区拆迁办进行层层审批。

然而，纪检监察机关指出，区拆迁办作为主管部门存在失职，对代建单位的监督乏力：一是经办、审核人员失职。在被问及是否对叶某某国有土地使用证“查无档案”的结果产生过质疑时，区拆迁办工作人员没有一查到底，而是草率审批。

事实上，区规划国土局存有2012年10月屋吓经济合作社的具结证明，显示叶某某被拆迁房屋所在的土地为农民集体共同所有。区拆迁办工作人员只要稍有责任心，到国土部门查找具结证明、第二次国土调查资料、土地执法“卫片”等进行核对，就可以发现叶某某所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假证。

一方面，区拆迁办管理办法规定，现场勘察、房屋测量等关键点，须有区拆迁办工作人员在现场确认，但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正如卢光友所说：“因为拆迁点很多，我们有时会去现场看，有时不去。根据工作需要，代建单位提出要我去现场协调的时候，我们就去现场”。可见，区拆迁办对于代建单位的监督仅流于形式，这就为代建单位假公济私提供了方便。

另一方面，区拆迁办没有定期对代建单位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而是放任自流。如，征拆政策规定拆迁户领取补偿款时，要上交土地使用证原件。本案中，商竣公司在叶某某领取补偿款时没有要求其上交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原件一直由叶某某保存，直到区纪委监察局向区拆迁办发整改函后，区拆迁办才想起向商竣公司要来叶某某的土地证原件进行核对。

按规定，在征地拆迁补偿前，要对被拆迁户资料进行公示，但实际操作中，公示制度如同走过场，不是将资料贴于村社公告栏处拍照后即刻取下，就是干脆不执行。叶某某的补偿资料若在村社中进行公示，其国有土地使用证的真伪在“阳光拆迁”下自然“现出原形”。公示制度的不落实导致腐败像“霉菌”一般在阴暗的角落里肆虐。

征拆机制不顺权力过度集中

办案人员指出，征拆机制不顺，导致拆迁代建单位权力过度集中，是本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征拆工作分工不合理。《广州轨道交通（21号线萝岗段、知识城线）征（借）地及房屋拆迁工作方案》规定，街镇是负责征地拆迁的主体单位，区拆迁办、商竣公司则协助街镇推进有关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九龙镇政府工作人员并没有参与，由代建单位商竣公司单独完成，就造成了代建单位在征拆过程中权力高度集中，方便个别工作人员只手遮天，胆大妄为。

二是拆迁代建单位产生不合理。征地拆迁项目由相关单位直接委托给商竣公司，没有进行公开招投标。更重要的是，采用直接委托就如同“父亲委托儿子”，干来干去都是同一帮人，极易形成熟人圈子、固定关系网，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