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揭秘国际军事审判的过程

他在证人席上站稳之后，第一句话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汉奸爱新觉罗·溥仪。”

“今天我站在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战犯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古海忠之，奉行侵略政策，操控伪满洲国政权，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在伪满洲国各部的日本次长、各省的次省长、各县的副县长，都是掌握实权的日本人。由中央到地方形成操纵支配的网。”

这段溥仪的证词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作为书记员，他一字一句全部做了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日本战犯审判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国内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宣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审判、处理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时任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担任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和时任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担任副庭长，另有8名来自最高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的8位法官担任审判员。

袁塞莎曾多次听到父亲袁光和其他参与审判的长辈们谈起审判时的场景。

袁塞莎回忆，父亲和长辈们常常提及一位叫张葡萄的老人。那是审判第一天，张葡萄站在证人席上指控时任日本陆军中将、骑兵旅团长藤田茂的部队在山西安邑县上段村杀人放火的罪行，指控过程中，这位62岁的老人气得全身发抖，声泪俱下，想要直接跳过桌子扑向藤田茂……

据藤田茂供述，他曾教育部下“刺杀比枪杀有效果”，“无辜婴儿也残杀”……残杀的百姓中，就包括了张葡萄的家人。

多重思想攻势致战犯认罪

权德源回忆，这些战犯们刚开始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瓦解了，但是侵犯中国的思想却原封不动。他们甚至认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是正义的，他们是武士道精神，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国际法上战俘要交换回国”。

1954年3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抽调干部，改建监狱，要做好侦讯，摸清他们的罪证，让战犯认罪服法。要改造好他们，不是改造死他们”这一指示，最高检察院从中央机关和各省市有关部门调集366名干部组成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

随后，东北工作团先后分赴全国12个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查阅档案8000余件，提取人证2.67万件，讯问、调查、取证核实的43.14万页材料屋子里没办法装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帐篷存放。

1954年，中方派人通过日本红十字会把战犯的情况告诉了在日本的家属。很多家属20多年没有这些人的消息，以为他们都死了，知道他们还活着给他们写信、邮寄东西甚至探监，希望他们赶紧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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