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争夺贫困村失利扭曲价值观让人汗颜 贫困村竟成一种荣耀

让王建红头痛的还不止此。

2010年，大垅村按照“上级要求”，实施国家扶贫项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利部门按每人400元的标准拨付工程款。但修好蓄水池铺设好管道，施工成本赫然变成了每人700元。工程结束，又是一笔30万元的欠账。

此外，还有危桥改建、村小翻新等扶贫项目，也让村委会欠了不少债。

时间一长，包工头不干了，他们一天天催账。王建红及其他村干部束手无策，只得安慰前来讨债的包工头：“这是扶贫项目，上级政府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能拖一天是一天。”王建红说。

村里的情况，王建红再清楚不过。满打满算1400多亩土地，人均不过7分地。村里的集体产业“基本就是个空壳子”。唯独村委会一楼的几家门店，能收点租金，一年不过八九千块钱。靠它还清债务，遥遥无期。

即使在公路修建之前的集资，也让村干部大费周折。在这个贫困村，“能拿出50元已经很不容易了”。按规定，“农村公路建设不得增加农民负担……不得采用强制手段向单位和个人集资”。

村庄争夺贫困村失利扭曲价值观让人汗颜 贫困村竟成一种荣耀

这些年中，王建红也从各种文件上看到，按规定，这些扶贫项目一般都应有地方财政配套支持。可大垅村，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地方财政配套迟迟不到位。

为偿还欠债，王建红等村干部多次找乡里和县里，希望协调部分资金，偿还欠款。可乡里县里，最终也没给他们一个明确答复。

不光是王建红，遂川县泉江镇高源村村支委委员张正生也有同样的困惑：“按说，国家花这么多钱帮我们又是修路又是吃水，可为啥项目一搞完，却欠了一屁股债？”

回村修路之前，王建红信心满满。1000亿元的国家专项补贴以及乡领导对他的承诺，都让他感觉前景光明。另外，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修路，村民也不同意。一名村干部说道：“有这种政策了，怎么可能不修路啊？ 老表一天到晚都在问什么时候能修路，什么时候能吃到水，我们不去做，那要被骂的。”

修完路之后，这名村干部却后悔了：“难不成是上面不知道基层搞一个项目需要多少钱吗？不应该啊！”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遂川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黄云庆。他表示，村村通工程中，地方财政应配套部分资金，但遂川县和乡里的财政都比较困难，确实拿不出什么钱来。作为主管部门，交通运输局“只能提供一些技术指导”。他还表示，修路不具有强制性，各村“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珠田乡党委书记在听到记者的提问后，就以“正在谈事情”为由，挂断了电话。

即使是王建红，现在也很难找到这些领导。倒是他，三天两头被包工头堵上，追着要欠款。他已连着几年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了。为了躲年底催债的人，只有到大年三十下午，他才敢回家。

头几天，这个42岁的“优秀基层干部”都是一个人在县城“东躲西藏”。

越来越多的村子加入国家级、省级“贫困村”争夺大战，如果评上，还钱就有戏了

3.5米宽的水泥路穿过大垅村，卡车不时经过，扬起一阵灰尘。村委会前的广场停满了村民的汽车和摩托车，售卖水泥、瓜果、副食的店铺围绕村委会开了六七家，一副热闹景象。

“现在人家卖菜的收油茶的都可以上门服务了，进货什么的更方便。”大垅村一名村干部说。

在公路修通之前，连卡车排出的尾气，都让这个村子的村民感到新鲜。那时，村小的老师都招不来，刚毕业的大学生拒绝的理由清一色的都是“你们那儿路太难走了”。

几年来，王建红都没享受到交通便利带来的幸福。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偿还村里的债务。修好公路后3年里，原本给大垅村村干部发工资的转移支付款项，统统都给了“催钱很紧”的施工单位。

有同样命运的村干部经常碰头。另一村的村支部书记的找钱方法，让王建红唏嘘不已。

这名村干部说，县里各个部门“手里都还是有点钱的”，对村干部来说，则要“想方设法拿到这些钱”。他周一到周五，一定会出现在县里，“找各个部门化缘”。前几年，他还要“陪吃陪喝”，适当的时候再哭哭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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