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谈李嘉诚撤资的影响 李嘉诚的出走绝非单一原因那么简单

最关键的是：如前所述，由于“人口红利”的下降，中国未来二十年里，都将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

中国的问题再多，只要经济在持续发展，一切都可以被暂时掩盖或拖延，过去若干年我们就是这样“拖”过来的。但经济一旦持续下行，那么所有深层的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很多平日没有关联的问题，都将彼此发生逻辑联系，形成一个巨大的“并发症”。关于这一点，下文还有阐述。

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

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在金融领域里发生“骨牌效应”式的大滑坡，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其切入口可以有很多，但基本上绕不开债务危机这一总源头。

中国的债务杠杆率已经是GDP的200%，其中地方债虽然比例不高，但上升速度之快令人乍舌。短短十年里，中国的地方债几乎翻了五、六倍，而且还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背后的原因，又涉及到改革的问题，亦即财税改革。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呈现巨大分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土地财政，印证了法国路易十三的一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二是大幅举债。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大幅举债，原因只有一个：相信人民相信党。地方政府深深地相信，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将为所有的地方债做信用担保。他们深深地相信，只要不改革，中国就永远不会出现象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的情况。试想，今天的中国，你能相信哪一个城市将由于举债过高，无力回天而忽然象底特律那样宣布破产吗?

这一切得益于封闭和不改革。但今天中国的另一面却是，改革已经进行了一半。从改革已经走到一半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又早已不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银行的呆账、坏账也总有需要清理的那一天。总有一天，中央政府将再也无力为所有的地方债做信用担保。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许就是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之日。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资本大幅撤离的时刻，也是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刻，所有的“骨牌效应”都会在那一刹那爆发。

也许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过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或危言耸听。但我告诉你，矛盾就是这样累计下来的。矛盾的累积永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平日不会发觉，但一旦发觉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另外，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危机，让所有人都深刻体会到了下面几点：一、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何等脆弱;二、中国金融体制内，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经验的人才何其稀缺。

要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切入口：一、中国金融体系目前之所以相对安全，源于其不开放，因此未来对开放和改革要更为谨慎;二、中国金融体系若不开放，未来累计的问题将更多，因此要加快开放，使其真正具备抵御一切“病毒”的能力。

两者孰对孰错?这里又用得着莎士比亚的那句话：“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三、社会稳定的风险

社会稳定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转型期国家的通病，但又具有“中国特色”。

所谓转型期国家的通病，是指凡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这在欧美的转型历史上屡见不鲜，也有很多例子可以研究、借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社会稳定问题不必过于敏感，它首先不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我们的很多官员一遇到社会稳定问题，首先想到是政治问题，用客气的话说，这多半是由于读书不够，因而没有历史和国际的视野。

而所谓“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旧体制和旧思维依然在相当程度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以致于很多时候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穿新鞋走老路。”

我在很多场合就发表过这一观点：今天的中国，有两个过程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同时发生，一是发展，而是改革;发展始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延续，而改革则始于1979年，主要是为了改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

在改革开放36年后，今天的人们表面上已很难区分，我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到底哪些是发展，哪些是改革。但只有当问题出现了，而我们又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出现严重分歧或严重偏差的时候，我们才会隐隐发现，我们原来的那些旧体制和旧思维，依然在如此严重地束缚我们的手脚。

读到这里，您也许会觉得奇怪：读书不够，视野不宽，旧思维束缚手脚，这与当今中国的风险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大着呢。君不见，今天中国的许多社会稳定问题，本来是完全可以处理好的，因为它们本身都是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但之所以处理不好乃至激化，都是由于官员的水平不够造成的。

这就象外科医生开刀，本身是很专业的问题，考验医术，考验水平，但有的大夫医术不精却还满脑子政治思维，你说这刀能开好吗?

201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观点：当今中国，要把政治问题专业化，切忌把专业问题政治化。三年过去了，这个观点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越来越迫切了。

几年前，我还提出过“两个速度”的理论，即经济上升速度能否跑过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是未来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过去若干年，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因而很多问题被掩盖或“拖延”了;但如前所述，今天和未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很有可能跑过经济增长，届时一切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在这个时候，全面提高官员的认知和治理水平，已经不是一句空话。如果用市场经济的“药方”治理市场经济的“病症”，而非用计划经济“药方”治市场经济之“病”?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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