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助学性侵案三受害人愿作证 曾试图报复嫌疑人

4日，王杰以“再核实一下助学金的信息”为由，约她到百色市里见面。虽然王杰看上去和她印象中的那些志愿者不太一样，但他有另外一副“专业”的行头——背着摄像机、电脑、公文包，不断地接各种电话，支配别人做事，“感觉大忙人一个”。

　　小月记得王杰大概说了些“你不用担心，好好学习，以后的学费生活费，我都会帮你想办法”这样的话。“就是处处替你着想，让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小月说。那天晚上，小月本打算去百色的亲戚家过夜，但王杰一直跟她说：你这么晚了去打扰人家也不好，我开的那个房间有两张床，你就去那里休息吧。

　　“但他一关门，就把我按在靠窗户那张床上！”小月说，她一下就蒙了，小月把整个宿舍同学的名字都叫嚷了一遍，幻想着平日感情最好的小姐妹们可以推门进来救她。即便这种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人。她从来不能依赖家里，事情发生后，她只想尽全力向他们隐瞒这件事，她不想自己在村子里的“好孩子”形象被破坏掉。作为一个女孩，那是她唯一“被看得起”的资本。

　　第二天，王杰花了将近100块给她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个套头衫，而在此之前，她从没有上市里买过东西，自己的衣服也大都是几块钱一件的。随后，王杰又带她去了旁边的手表店，买了一块100多块钱的手表给她。在小月看来，那块手表是“那么新奇”、“这么贵”。

　　带着这些在小月现在看来“很高明的安抚”，王杰把她送到车站，并在临走前递给她一盒避孕药，说：以防万一。回到学校后，小月在宿舍熄灯后，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避孕药盒后面的说明书。她已经过了“紧急避孕”的72小时。

　　那一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只有12岁的梅子身上。

　　“会怕，真的会怕。”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梅子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小了吧。”她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我有视频在他手里，不敢。”梅子说。王杰将性侵她的过程拍了下来，并以此警告她：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他就把视频放到网上。

　　和梅子同时遭到性侵的还有阿采，2009年2月的一天，她们一同被王杰从乡里开车带到隆林县城。“说是要去补充一些资料领助学款。”阿采说。她记得那天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开车的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王杰说这人是他的朋友。”阿采说。

　　到了隆林县城后， 王杰和他的朋友以当天无法办理助学款为由，把她们带去了隆林县民生宾馆，并于两个房间里，王杰和他的朋友分别对梅子和阿采进行了性侵。

　　那是阿采第二次进县城，第一次是10岁时来接打工回来的母亲，她只记得这里有个老车站。她想回家，但身上没有钱，也不认识路。她只能干等着王杰再把她们带回去。

　　阿采记得，那次事情发生后，王杰打给了她400元助学金，但写收据的时候，要她写500元，还说“以后人家问你有得多少，你就说有得500块”。她写了那张收据，就像她最初设想的那样，把助学款拿给家里。

　　女孩们复仇的尝试

　　“隆林是我的天下！”事隔6年，梅子仍能清楚地记得王杰对她说的这句话。在与王杰的一次语言冲突中，王杰警告她说：你不要再回隆林，再让我看见你，你死定了！这些话就像套在她头上的“紧箍咒”，让她感到窒息。

　　小月担忧的“万一”并没有发生，但却降临在梅子身上。阿采记得，当她六年级上半学期开始准备毕业考时，梅子突然就不上学了，她有种不好的预感：会不会和王杰有关。

当今年8月看到王杰被捕的报道时，她又重新想起自己那个不好的预感。当年的梅子去外地堕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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