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档案造假尺度有多大？

王亚丽

3、王亚丽

除了性别，其余都是假的

河北省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档案中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余信息全是假的，档案中的90多枚公章，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假的。

据媒体报道，就因拟任的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年龄30岁以下”的规定，不得已就将原本已改小4岁的年龄再改小4岁。根据其简历显示，王亚丽12岁就成为一家大型军医院药剂师。

2009年5月27日，王亚丽被免职，次年1月12日，王亚丽被双规。

4、沈庆华

“13岁参加工作，15岁入党”

2011年10月14日，时任山西省临汾市纪委书记的沈庆华因被举报“档案年龄”比真实年龄改小了5岁，而被山西省委免职。

据沈庆华简历显示，“1955年10月生，1969年2月参加工作，197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8月任临汾市委常委、纪委书记;2011年8月当选为临汾市第三届市委委员、常委，市纪委书记。”

通过简历可以看到，沈庆华13岁参加工作，15岁入党。而根据党章规定，入党需年满18周岁。

5、黄梅芳

父亲帮其涂改档案

不少档案造假的官员都有“背景”，山西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黄梅芳，就是通过其父亲黄长泉涂改档案，将其年龄改小了3岁，并且由当地的组织部出具了认定书，认定了其修改后年龄。

2014年山西省查处了该案件，给予黄梅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给予黄长泉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和行政降级处分。其他涉案人也分别受到处分。

6、徐楷

8年换8岗，横跨两省5地

江西鹰潭团市委原书记徐楷是典型的为“往上爬”而不择手段造假的年轻干部。

2005年6月，徐楷毕业后被江西省委组织部录用为选调生，安排到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镇担任副镇长，成为公务员。

仅1年3个月后，徐楷就调任景德镇市人事局主任科员，不符合江西省组织部关于“选调生须在基层工作锻炼满两年后才能择优选拔录用”的规定。

之后，徐楷通过档案造假，将其年龄改小，获得了安徽合肥面向全国公选团市委副书记的参选资格。根据合肥市当时的公示，公推竞选对象须为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而徐楷在研究生期间刊发的论文显示，其出生于1978年。

徐楷从政8年时间，换了8个岗位，并且横跨两省5地，多个岗位任职不满一年。

二、“档案美容”为何前仆后继

在近年来各地加大对档案造假现象的查处和曝光力度的背景下，不少干部对于“档案美容”依旧前仆后继，关键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导致。

1、主管因素

在主观方面，当前，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多方面都有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要求，有些条件不够的干部为了“占位子”、“争帽子”，即便知道有风险，却依然将改档案当成火线上位的“临门一脚”。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刘山鹰说，很多干部为争取提拔、延长任期，往往不择手段改小年龄，以至于出现按部分干部的履历推算，读初中时就已计算工龄等怪象。

2.客观因素

此外，档案管理疏松、纠错机制缺乏、造假成本低等，也在客观上导致部分干部档案造假。

“每个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各有一个档案室，级别稍高的干部档案在组织部，一般干部档案在人事局，满屋子数千份干部档案其实就一人管，管好办公室不被偷就不错了。”曾在广西担任过基层县委组织部部长的一名干部说，只要疏通管档案的干部，就可以实现对档案的修改，包括删除一些敏感信息都能轻松做到。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公民居民身份证是从1986年开始编制的，但电子化管理在2000年前后才实现，此前采取的是户口本与户籍卡片管理，当时要想修改或作伪较为简单。

“现在缺乏对干部档案造假的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如何启动调查程序、谁去调查、怎么调查，制度上都没有这个安排。现在查出来的档案造假问题，一般都是举报引起社会舆论或者领导重视了，才会进入调查，而这些调查都没有固定程序，随意性较大。”一位基层组织部门负责人说。

有专家认为，干部档案造假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规成本太低。造假问题一旦被发现，几乎都是党纪处理，更轻的则可能是政治前途暂时遇阻。

据相关通报，2014年因年龄造假被中组部通报的山西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黄梅芳，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三、伪造干部档案 情节严重应入刑

改档案的目的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虚假伪造身份，混进公务员队伍，谋求一官半职；贪恋权力和职位，改小年龄，可以延期退休；改漂亮履历，让自己的人生过程更加“光辉”，以期获得更好的政治台阶；改大年龄，提前退休，领钱不干事……不管是哪种情况，档案管理中的这些乱象，性质上都是严重的造假行为。

诚信是当干部的底线要求，也是从政的基本准则。私改档案，是干部的失信行为，想的是小我小家，谋取是一己私利。一名对自己的年龄、履历等档案内容都弄虚作假的干部，如何能保证其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怎能承担一地、一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担？改档案对自己是有利了，可是却扰乱了党的组织人事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更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危害不容小觑。

对查出档案造假的干部必须从严依法依纪依规处分，对档案存疑的干部一律暂停录用、提拔、任用。

需要指出的是，伪造公章证件都可能构成犯罪，伪造干部档案情节严重的同样应当入刑，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立法部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或者出台司法解释，对伪造干部档案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让伪造干部档案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防治改档案现象，整治失信行为，组织人事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一方面，加大对拟选任干部的档案审查力度，严以核实。特别是对后备干部的档案，要重点抽查，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敲山震虎；另一方面，不妨有步骤地开展对全体干部进行档案重点排查，在核实的基础上完善干部信息系统，干部的信用指数如何，当纳入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坐标系”。同时，将干部的档案管理权限上移，切断同层次易发改档案的途径，让那些妄图改档案者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成一事，从制度上堵住改档案的漏洞。

此外，还应推进官员人事档案数字化、公开化和透明化。将锁在档案室里的干部人事档案建成数字化档案，并向群众公示，在政府网站“晒”，接受全社会监督。

一旦将干部档案数字化，想要随意涂改纸面上的档案信息就几乎不可能了。群众对公开的干部档案若有疑问，也能及时提出质疑投诉。

同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要加大“晒评于民”的力度，把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不断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透明性。

四、国外官员档案造假成本太高

在改变人事档案的“黑箱”化管理模式，提高干部基本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同时加大对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方面，新加坡、新西兰等国的做法或可提供一些借鉴。

1、新西兰：一举一动“晒”在阳光下

在自嘲有“政治洁癖”的新西兰，档案信息透明公开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政府的一举一动都“晒”在阳光下。

《新西兰官方信息法案》已成为公民要求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最坚实保证。

按照法案规定，公民向政府部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政府组织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提供信息的决定。一旦政府部门无法在20个工作日作出决定，申请者有权向政府监察专员投诉。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一旦存在档案造假、隐瞒信息或违反规定的情况，公众和媒体可以很容易地从官方获得相关信息，让想要“钻空子”的官员无处藏身。

2、新加坡：学历造假，想都不敢想

新加坡的严法严罚，显然是让蠢蠢欲动的投机分子止步不前的最大约束力。

为了提高效率，新加坡政府的工作流程已经非常简化，而“简化的前提则是诚信”。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新加坡在法律上对于诚信欠缺的行为给予极为严厉的惩罚。

比如政府部门让提交的文件几乎是基于一个无条件信任的前提，政府假定材料是真实的，它并没有立刻去审核。一旦被发现文件造假，就会被冠以“虚假文件”的刑事罪名被控上法庭，肇事者也将面临牢狱之灾。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近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经开展了多次针对组织人事工作的专项整改行动，严格档案管理工作便是其一。只有对档案出现涂改现象的干部一律严肃查处，才能让那些妄图改档案的官员不敢改，也改不了，才能立威于官、立信于民，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