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刘少奇回应毛泽东批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62年，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在七千人大会上。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他指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视察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见。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也多次讲到包产到户，他认为：“边远地区、山区包产到户，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4月，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调查期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冷漠，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而陈云却称赞“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杨尚昆也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