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刘少奇回应毛泽东批评：人相食要上书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