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命案举报者为四嫌犯鸣冤19年

四人作案时间“存疑”

四被告人家中的老人，年龄最小的65岁，最大的78岁。杨士亮的父亲走路驼着背，陈国清的母亲听力受损，别人跟她讲话时要扯着嗓子喊。21年来，这些父母从未放弃过儿子，坚信他们是无辜的。

他们的首要依据是四人没有作案时间。陈国清在申诉状中说，7月30日晚上，他在第二锅炉厂里加班。而8月16日，他和同村陈国志等人捞鱼并在陈国志家炖鱼。

工厂考勤本上记载，陈国清1994年7月30日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记工员郑启超证明，该厂晚上加班要到9点。但陈国清此前向警方供述称，下午5点多便跟何国强喝酒并商量去市里抢劫出租车。律师发现供词明显与考勤时间不符，但这一不在场证明当时没有被法院认定。

另一被告人朱彦强，事发前后几天见过他的人均认为，他当时不具备作案能力。8月13日，朱彦强打架被人用铁棍打伤头部，缝了好几针，卧床在家养伤。

2015年12月24日，邻居李凤英回忆，8月18日同村朱金贵结婚，她在家门口看到朱彦强时脸是白苍苍的，走路摇摇晃晃。村民陈瑞记得，17日下午去到朱家借三轮车买电视机时，朱彦强还缠着纱布躺在床上。

8月16日当天上午，第二锅炉厂的医生杨玉环还到朱彦强家为其输液。公安、检察机关去调查时，曾把朱彦强的看病处方拿走。

河北省高院在发还提纲中两次提到：输液处方应该附卷。但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卷宗内至今没有这一处方。

另外两位嫌疑人，何国强称7月30日帮人买西瓜，8月16日在朋友家打麻将；杨士亮也提出8月16日在家与朱彦国、朱世清等人打麻将。

朱世清称，确实经常到杨士亮家打麻将，但警方第一次找他问话的时间是1996年10月而非案发后，由于时间太久远，他已经记不清当天是否在一起。另一证人谢红梅在2004年8月接受律师询问时称，案发当晚她丈夫朱彦国确实同杨士亮打麻将。但之前在警方作笔录时，她一口否认丈夫当天在打麻将，还说杨士亮老婆教她作假证。谢红梅后来解释，是被公安吓唬的才那么说的。

河北省高院也注意到了证人证言的反复。还在发还提纲中提出，“四被告人是否有作案时间问题存疑”。但这些不在场证明最终未被法院认定。

“这两起犯罪都没有我，我心里最清楚。”何国强曾告诉前来会见的律师，当时家里正为他盖婚房，他也不缺钱。

2009年10月30日，在答复被告人申诉时，河北高院认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无作案时间，经查不能确认。”

关键证据鉴定“早产”

在律师及法学专家看来，该案件也是疑点重重，极可能是一起冤案。申诉代理律师称，当年定罪的关键物证只有刀子和烟头，刀子与陈国清有关，烟头则指向杨士亮作案。但从鉴定时间看，两份鉴定书都是在尚未取样的情况下出的结果，可靠性存疑。

承德市公安局1994年78号鉴定书记录：“7·30案”次日，承德双桥分局向承德市公安局送检一把带血迹的刀子，要求检验血型。经鉴定，刀上的血迹和被害人血型均为B型。但卷宗里显示，公安机关11月2日又从陈国清家提取了一把带鞘自制刀具。陈国清供述，两起案件他均是用的这一把刀子。

陈国清辩护人张连山曾在一审庭上追问：一起案子（“7·30案”），怎么出现两把刀子？到底哪把刀子才是凶器？

在终审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这两把刀子实为同一把刀子。鉴定人以“写错了”来解释鉴定时间的“早产”。

还有烟头，这是“8·16案”的唯一物证。卷宗记载，烟头当时是在出事出租车的后座脚踏板处发现的，但奇怪的是，公安当时并未按程序对烟头拍照。而后的鉴定书记录，这个烟头是1994年8月23日送检，经鉴定，被害人（出租车司机）血型为B，烟头唾液的血型为A，陈国清、何国强均为O，杨士亮唾液血型为A。

但陈国清是10月30日被传讯，11月3日被收审，何国强、杨士亮更晚。

辩护人当年在庭上提出疑问：烟头提取时没拍照、现场勘查时又无见证人，两项程序违规，如何能证明送检的烟头即为案发现场那个烟头？且8月23日嫌疑人还未被收审，鉴定又是如何做的？

对于鉴定时间的疑云，1996年7月25日，鉴定单位在原鉴定报告中补充称，对杨士亮等人的唾液血型鉴定是在1995年2月8日进行的，并加盖公章。但同刀子鉴定的说明一样，“写错了”并不能说服被告人家属及代理律师。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河北省高院当年发还提纲中，也曾追问：“上述两个问题，公安机关虽有说明，但可靠程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