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做通家属思想平均需4至6小时

今年2月2日，一场捐献手术前医护人员为捐献者默哀，左四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资料图）。京华时报记者 陶冉 摄

　　“老人不想儿子走得不完整。”经历了5天的解释和劝说，家属仍然婉拒了捐献的提议，不得不说，这是吴平意料之中的答案。

　　吴平，北京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名游走于死亡与新生之间的说客。大多数时间，他反复承受着潜在捐献者家属的拒绝。

　　据了解，国内每年约有3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约1万台。2010年3月，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

　　□劝捐故事 “希望反复落空”成工作常态

　　7月17日上午，在广西出差的吴平接到信息员电话称，有一名脑干出血患者，大器官功能良好，已呈现临床脑死亡状态。吴平匆忙处理完工作，乘夜航航班飞回北京，来不及休息，次日上午就赶到医院。

　　患者是一名男子，患高血压，饮酒时引发脑干出血。男子的父亲、爱人都在，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承受不小的打击。吴平出示协调员证件表明来意，“两人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好在没表现出反感。”

　　当天在医院的会议室，吴平与家属长谈近4小时。“他们对捐献本身没有疑虑，倒是对一些细节很在意。”例如，“不捐的器官是否会拿走？”“后事如何处理？”等等，他一一作出解答。两人同意捐献，但想等其他家属到院后进行。一切都看似很顺利。

　　19日，吴平再次致电两人，得知其他家属当晚抵达北京。20日下午，吴平再次来到医院，男子的病情已呈现不好的状态。他心里很着急，“捐献者离世后，在一般条件下，大器官要在10分钟内实现快速降温、灌注保存液，否则便无法使用。很多准备工作要提前进行。”

　　又谈了3小时，家属都表示同意。此时弟弟却说，“能否再等等，让母亲看一眼？”吴平有些蒙，“之前家属隐瞒了，可能怕母亲过于悲伤。”然而捐献须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在内的直系亲属签字同意，缺一不可。患者母亲在老家，无奈之下，吴平让家属准备她的委托书。捐献被再次搁置。

　　21日早晨8点多，家属通知吴平称，男子病情恶化。他赶往医院时男子心跳已经停止，委托书仍然没有着落，他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很快，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也很痛苦，说只差一步就能捐。”

　　这场景陌生又熟悉，自成为协调员开始，希望落空反复上演，已成为工作的常态。

　　部分兼职协调员为医护工作者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分为两种，专职协调员和兼职协调员。据介绍，专职协调员在红十字会工作，兼职协调员则在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工作，本身为在职或退休的医护人员。

　　2013年，吴平与院内一名同事，在湖南长沙进行了为期3天的系统培训，经考核成为国内第二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教材是厚厚的两大本，包括捐献意义、法规等等，像又体验一次高考。”成为一名协调员后，吴平开始与各家医院建立联系，期待医生们在发现潜在捐献者时，能及时通知他。

2014年9月17日，一名半岁女孩被推入北京友谊医院手术室。这是该院首例，也是吴平接触的首例捐献手术。吴平至今记得，女孩患先天性膈肌麻痹，有严重的呼吸困难症状。据女孩家属称，女孩出生三天即进入医院。手术前大概三个月，家属有意捐献，主治医生建议继续治疗。但接下来，女孩的病情越发严重，家属经由主治医生联系到吴平，期待女孩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吴平说，“原本想再看下，但她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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