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战乱时期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三、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两种评价

1936年问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掀起了“凯恩斯革命”，并且风靡中国。中国经济学社主办的《经济学季刊》对凯恩斯的《通论》最早做了介绍;姚庆三的《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一书，认为“凯恩斯此书不愧为一空前之贡献……可知凯氏之新说已浸浸乎成为今后新经济学之柱石矣。”刘涤源的《货币相对数量说》一书以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来建构其货币相对数量理论体系，并获得国内最高学术奖杨铨奖金和中国财政学会奖金。

反对者和商榷者也大有人在。蒋硕杰在影响力颇大的英文期刊《经济学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胡代光对凯恩斯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做了对比分析，在他看来，他们都是正统派理论的叛逆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障碍就在资本的本身;凯恩斯注重分析全社会生产量与就业水平的决定，只是一种短期经济变动的理论，而《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擅长于长期的动态分析。樊弘的《凯恩斯与马克思论资本积累、货币及利息等理论》则认为，凯恩斯的研究始终未跳出马克思的“巨掌”，驳斥了西方学者关于将凯恩斯理论混同于马克思理论的见解。

中国经济学界还对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展开了有意义的争论和独到的阐述。其中，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达到充分就业”问题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以徐毓枬、杨叔进、丁忱两、桑恒康等为代表的否定派成为主流。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基于中外国情的异质性，对凯恩斯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提出了质疑，他基于9大理由而得出的结论是：《通论》“是完全根据于极端资本主义，高度工业化的英美两国的情形而写成的，凯恩斯的大著以及凯恩斯学派的学识移植于我国，实有格格不入之弊”。此外，万一华的《凯恩斯理论能中国化吗？》、吴大琨的《介绍一本关于凯恩斯研究的专书》也对此持否定意见。

四、财政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脱颖而出

抗战时期，战时经济研究特别是战时财政学和战时金融学，受到经济学界尤其是各个研究部门、大学、各银行研究部门学者的关注，成果颇丰。尹文敬的《战时财政论》、蔡次薛的《各国战时财政政策》、马寅初的《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建议加税发债、财政战时转轨为统制财政，并特别关注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问题。但国民政府并没有采纳马寅初的主张，主要依靠通货膨胀和发行公债来筹措战时经费。1935年的法币改革虽有助于统一币制，解除因白银外流引起的金融危机，但纸币的财政性发行在战时加剧了通货膨胀，促使物价飞涨，最终成为战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一大导火线。

理论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程度。抗战时期财政学、金融学、货币银行学、保险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和贸易经济学、会计学与统计学、人口学、世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学科的发展风生水起，蔚为大观，一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杂志应运而生，有些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已跻身于国际学术研究前沿，例如：发展经济学、对于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及法国重农学派的研究、经济通史研究、关于现代中国人口的统计、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等。

以史为鉴，忘史亡国。这一段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势不可挡，我们有这个理论自信，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同时也不排斥从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实用价值成分中找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以移植、借鉴和吸收的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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