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人事变动大 会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么？

在这66名中青年干部中，在十八大后，像辛国斌这样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副部级职位的官员至少有7个人。从履历看，辛国斌是就地晋升为副省级官员后回京的，跟他一样就地提副省级后回京的，还有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书记喻红秋，当时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后升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后回京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如今是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组长。

除了就地提拔为副省级官员，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当年66名中青年干部中，至少有5名属于“回炉”出任副部级官员。2013年8月升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史耀斌，被选派到地方交流时是财政部税政司司长，他被派往湖南省湘潭市交流，不到三年就“回炉”财政部出任副部长，目前分管税政司、金融司、国际经济关系司、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

同样经过“回炉”提副部的，还有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金学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邹天敬，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吴清海等。

专家分析，中央一直很重视基层和地方的任职锻炼，把到基层和地方工作作为培养高层公务员的途径，目前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许耀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中组部当年选派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交流任职，直接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些官员能够提拔回京，显然是属于国家紧缺型人才，“这种交流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东部地区赴中央任职官员最多，北京拔头筹

东部经济发达，往往成为中央安排锻炼干部比较多的地方。

不仅如此，东部也成为官员从地方派回中央工作的密集地。统计显示，在44位进京地方官中，从东部沿海地区调往中央的官员数量最多，有17人。

从东部调往中央的官员中，涵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

胡仙芝认为：“决定干部升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业绩是最主要的。从地区分布来看，结合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难得出，政绩在干部考核和激励机制中还是有较大的比重和因素。”

分析发现，从东部地区调往中央官员最多的地方不是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而是北京。统计显示，十八大以来，北京有4位地方官到中央任职。

在胡仙芝看来，由于地理位置贴近，所以来往交流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信息沟通及时机把握也更有利，加上同样在京工作，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也能更好地统一协调，所以客观上会导致北京与中央交流的机会更多。

“事实上，在北京工作的地方官，家庭、生活上基本不会有后顾之忧，所以只要组织有需要，基本上都能够实现；而其他地方的官员到中央来工作，拖家带口，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家庭安置、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等诸多现实困难”。胡仙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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