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六年嵊县抗日县长的方志超小传

5元涨至35元甚至52元，而且市场缺米供应，这造成民众的恐慌和气愤。6月3日上午，有数千民众聚集到县城广场向县政府请愿，方志超出来与群众会见，因人多不好讲话，方志超要求群众方面派代表到县政府商谈。方志超回县政府时群众也一起跟着来，因人太多，就形成了包围县政府的态势，县政府代表和群众代表在某些问题上谈不拢，群众越来越急躁，开始向县政府大院涌进，砸烂门窗、办公室桌椅等，方志超于惊慌不安中令自卫队鸣枪警示，但没有伤人。随着天色渐晚，群众陆续散去，县政府于当晚拘捕了为首的几个人。方志超一方面向省政府紧急报告了实情，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筹集救灾粮食，包括勒令豪绅、米商不准囤积居奇，把粮食统统拿出来供应市场，这样一来，市场上的粮食供应逐渐恢复正常，米价随之回落到原先水平，群众的不满情绪平息了，方志超把拘捕的几个人也都放了。“六三事件”结束后，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派大员来调查，命令惩办勾结奸商、走私资敌、劣迹昭彰的定海县长白枟深和镇海县长江志航，将他们撤职查办，方志超经调查证明确实没有劣迹，因此继续任嵊县县长。

　　日伪军占领嵊县县城和许多富庶乡镇以后，抗日的县政府不得不退到乡下，不停的迁易地址，而日伪又专对抗日的县政府实施打击，方志超经常冒着风险组织防空、疏散、派工破路塞河，造堡凿山，为军队构筑抗日工事，还要按照上级通知，在非沦陷区征兵征粮，真是备尝艰苦。1942年的一天，方志超到东乡开会，经过四明山下的灵山乡时，曾遭到山上的游杂部队远距离枪击。又一天，方志超去开元乡联乡总部，在瑠家村外的一片荒滩处，遇到两名“便衣”，这两人向方志超开枪，警卫赵清泉为护卫方志超，中弹牺牲，另一名警卫奋勇还击，保护方志超远离险境。

　　在抗战环境下，抗日县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方志超只好裁减机构人员，编制改为三科二室，人员只剩32人，即便这样，经费还是拮据。1942年近年底时，县政府已钱库如洗，全体职工无法过年，秘书何文栋向方志超提议，从乡绅处借到三千元。借到钱后，大家才得以杀点鸡、羊、鸭，苦度春节。

　　抗战进入第三年后，浙东很多地方沦陷，宁绍两属的有些县政府逃居嵊县山乡，一时他们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因此上级的公文让嵊县的方志超转去，邻乡的公事托他代办，他像一个联络处长或副官处长，面面应付，席不暇暖。这种种困难，使方志超深感当抗日县长之不易。六年的嵊县县长当下来，方志超觉得疲惫不堪，因此数次向省政府恳辞，1943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辞去嵊县县长职务。

　　辞去县长后，方志超于1943年底赴重庆，在中央大学任教，当时同乡人宣铁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缉私署长，他知道方志超为官清廉，因此延揽方志超去他那里任第一处处长。抗战胜利后，宣铁吾被任命为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又邀方志超一同到上海，任警察局行政处处长。当时发“接收财”之风盛炽，许多接收大员有了房子、条子，但方志超始终保持书生从政本色，不受贿赂，不取非义之财。他家的生活一直很简朴，他的夫人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小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她操持家务，十分节约，几乎到了近于苛刻的程度。三个女儿去上学，早餐都是吃泡菜剩饭，连买烧饼油条的钱家里都舍不得给。

1947年方志超辞去上海警察局内的职务，接办上海大众夜报，任社长，并竞选当上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大众夜报内有一批进步人士，并且有几名中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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