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女商人自杀 失独家庭现状谁来关注

　　她觉得笑也是一种发泄。

　　在几年前没结识这群“同命人”的时候，每到重要节日，李荣梅几乎都是和老伴开车出去跑。大年三十儿，听着窗外鞭炮逐渐热闹起来，她和老伴坐上车就往邻近的高速公路上开，一条线一直往下扎，奔到哪儿算哪儿。她家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用红笔描着她和老伴儿走过的路线——以北京为中心，长长短短的红线向四周辐散出去。除了青海、新疆和西藏，地图上的大部分地方她都到过了。

　　“不能跟家呆着，你在家看着人家阖家团圆的电视，听着外面鞭炮响，你再看见自己孩子的那个死亡照片……”李荣梅说，“所以你就得自己逃、躲。”

　　她的独生子离开她18年了，她也逃了18年。

　　赵丽鹃在一旁安静地坐着，相比跳舞，她其实更喜欢唱歌，而且几乎每天都要唱。丈夫出去上班，家里剩她一人时，她就坐到电脑前，戴上耳麦，打开在线唱歌软件，进入“中老年房间”，排队唱几首歌。这几天，她唱得最多的是《半壶纱》和《芙蓉雨》。

　　而除了唱那几首歌的时间，她大多数时候都沉寂在从鱼缸里传来的水流和氧气的声响中。歌曲只能给她带来暂时的逃离。不唱歌时，她就在电脑前玩斗地主游戏，但即便使劲集中精神，脑子也经常会恍惚——“心里咯噔一下”——她又想起了两年前去世的独子。

　　赵丽鹃紧闭眼睛，用力晃着脑袋，像是要摇醒自己。“有时我也知道自己这样是在逃，但你不逃，自己都要把自己挤爆了。”赵丽鹃说，因为长期失眠、流泪，她的眼睛红肿得厉害。

　　“但实际上你真的能逃得了吗？”她想起没能“逃”出去的王玉琼。

　　生还是不生

　　3年、5年、10年，这是失独者给自己总结出来的时间规律——3年之内一个坎儿，最难，徘徊在生死边缘；从伤痛中走出来，面对现实，需要5年；而到了10年，随着自己开始步入老年，对独生子女的思念又开始加剧，并愈加担心自己的身体和养老问题。

　　王玉琼没跨过去那“3年的坎儿”。而同样在3年之内的赵丽鹃，却在努力地“扛着”。

　　2013年6月，王玉琼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女。半年后她加入了李荣梅建立的“失独阳光联谊”群。李荣梅记得，王玉琼进群不久，就向她打听做试管婴儿的事。李荣梅把她介绍给同样在尝试做试管婴儿的失独母亲赵丽鹃。“她那会儿也挺矛盾的，一方面想要孩子，另一方面又说自己不想活了，还说自己买了药之类的，我就劝她可别走那窄路。”赵丽鹃说。

　　至今，赵丽鹃仍在第二次尝试试管婴儿。随着年龄加大，以及失独后身体和精神状况的每况愈下，医生跟她说：要做的话，只能试试看。“开放二胎”后，许多人觉得这是失独人群获得希望的机会，但对于王玉琼和赵丽鹃而言，这个机会背后有着很大的心理矛盾。

　　赵丽鹃今年51岁，与王玉琼的年龄相当，她们已经临近女性生育年龄的极限。“生二胎”虽然可以让自己重新建立对生的希望，但也有很大的压力。王玉琼曾和赵丽鹃说，由于独生女是因病去世，所以她十分担心，再生育的孩子也会遗传那种疾病，再遭遇同样的不测。赵丽鹃虽然没有放弃，但却觉得“走哪一步都不好受”。

　　“其实我前前后后都考虑过，到这岁数了再让我们生，精神和身体状态都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赵丽鹃窝在椅子上说，“你不可能再像年轻时有那种力气照顾小孩了，而且将来孩子上学，你说人家会不会跟孩子说：‘怎么你奶奶送你来了？’那样孩子也有压力啊。”

　　但每当她看见丈夫鬓角的白发时，赵丽鹃就忍不住想：不能让他断子绝孙啊。再生一个孩子——这件事关乎她的家族尊严，也关乎生活的寄托。所以，她还是不死心。她望着洒满阳光的窗户，脸上却一片愁容。她甚至想：要不让丈夫找个年轻点儿的去生一个吧。

　　李荣梅47岁失去孩子时，也考虑过“生还是不生”。但她最终放弃了，“你五十多生一个孩子，孩子十几岁时，你就六七十了，你万一活不长，以后他自己怎么办？”

　　出于身体原因和心理的顾虑，王玉琼也没有选择再生。而为了不耽误丈夫，她主动和丈夫离了婚。

　　王海霞是失独群里的志愿者，在她眼中，王玉琼本应该是一个要强、自信的“女强人”，但独生女的离去对她打击很大。“后来听说她爱人让她做试管婴儿，但她没有接受，所以也离了婚。”王海霞回忆说，“这也是失独家庭常出现的情况，失去孩子后，由于种种原因夫妻意见出现分歧，导致家庭也随之破裂。”

　　但没有人想到，离婚只是王玉琼“自杀计划”中的第一步。

　　“躲得远远的”

　　独生女去世之后，“女强人”王玉琼停止了自己的生意，她把剩下的货低价转卖。虽然自己经济条件不错，但那个大房子却在女儿不在后空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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