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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喜爱，这是举世皆知的。数百年来，日本人在几种野生樱花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园艺杂交精心培育出很多新的优良品种，最终形成了一个异常丰富、多达300余种的“樱家族”。特别是其中名气最大、栽植广泛，同时也极具观赏性的“日本樱花”（又名“东京樱花”、“江户樱花”或“染井吉野”），几乎成了“樱花”的代称，就连《中国植物志》新修订的名称中的“樱花”一词，都是用来专指“日本樱花”！如此说来，樱花作为日本的“国花”，的确是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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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就我们武汉市各处栽植的诸多樱花而言，除了少量的本国原生品种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引进的。除了最富盛名的武汉大学校园樱花最早系由侵华日军从该国引进之外，栽植规模最大的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其1万多株樱花树也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据说，磨山樱花园的规模之大，足以与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樱花园以及美国华盛顿市樱花园并称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值得称道的美誉，但是请注意，“都”与“乡”的语意完全不是一码事，如 果“樱花之都”这样的名号竟然可以被偷梁换柱地说成是“樱花之乡”，那可真的是连小学语文都还没及格。

　　事实上，同为“世界三大樱花之都”之一，不论是美国的华盛顿，还是中国的武汉，它们所拥有的诸多观赏樱花大多都是来自现代栽培樱花的发源地—— 日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樱花之乡”，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一座每到阳春三月便处处盛开着“日本樱花”的中国城市，竟然有一个如此奇葩的商家，漂洋过海地跑到这些樱花的原产地打广告自封为“世界樱花之乡”，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国际笑话！实在是有辱国格！

　　不仅如此，这个商家打着所在城市的名号到异国他乡进行虚假失实的广告宣传与水平低下的商业炒作，还顺带捎上了以所在城市命名的武汉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更是在无形之中触碰到了这所大学乃至整座城市的历史伤疤。武大校园的樱花虽与东湖磨山樱花园品种大致类同，但其具体来源却很不一样，后者大多是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政府和友人相赠，尚可理解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是前者最早却是由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所引进，沾满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所承载着的乃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的国耻记忆，实在不宜毫无顾忌地轻易拿出来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扬。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在谈论本校樱花的历史问题时，经常会抱着一种“不顾事实，只求脸面”的基本立场，长期坚持一些基于虚假事实的错误历史认知，其最典型的一套观点便是——由于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樱花早已死绝，因此，“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转赠的”，与侵华日军没有关系！甚至还有武大学生如此描述校园里的“樱花大道”——“我想珞珈的先辈们是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给后来的学子一个脱俗的圣地”！敢问谁是“珞珈的先辈们”？在1939年“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的侵华日军吗？！

　　笔者曾多次请教研究武大樱花长达60年的萧翊华教授（2007年去世）以及武汉大学园林部门负责人，得知武汉地区栽种的樱花树寿命一般为50年左右，1939年由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樱花树，到了20世纪末确实已经全部死亡殆尽。不过，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园林部门多次以其为 “母本”，通过枝条嫁接的方式，大量繁殖出第二代、第三代樱花树，就“血缘”而言，正是侵华日军所栽樱花的“后代”，而并非另起炉灶，另外引种栽植，这种 “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怎么可能斩断得了？！

　　1973年，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有关部门的确曾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然而，这批山樱花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与武大校园中占据绝对主流的日本樱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品种。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一般的武大师生与社会公众在武大校园各处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观赏价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樱花，实际上都是1939年由侵华日军所种下的那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而它们与周恩来总理转赠的那些少量的“山樱花”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而所有那些言之凿凿地声称武汉大学现有的樱花主要由周恩来所赠的人们，大抵从来就没有去往半山庐前亲眼见识一下真正与周恩来有关的这一小批山樱花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些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一批日本樱花树苗，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不过，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这批树苗的长势并不好，根本就无法取代1939年的那第一批樱花树种，成为校园内新的樱花树的主要育种基础与来源。直到现在，武大校园内的诸多新栽的日本 樱花树，仍然是在1939年那批樱花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繁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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