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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二代出路难寻 家很远家乡更远(2)
出路在哪里?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
骆锦强来北京时还不到10岁,和父母一起,住在五环外的出租屋里。他把那里称为“大杂院”,地面上永远有浑浊的积水。相隔一条马路,是超过二十层高的住宅楼。他在父亲打工的工地里独自玩耍,在城乡结合部大片的荒地上疯跑。对北京,他曾经哪儿都不认识,也谈不上喜欢。
如今,他几乎逛过北京所有的知名景点,偶尔会去京郊的野山里攀岩,坐过每一条地铁线路,可以给老家来的亲友当导游。他甚至遇到过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向他打听南锣鼓巷怎么走。
许多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标签,都曾在他身上贴过。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北漂……到现在的打工者二代、移民二代。
骆锦强不喜欢这些标签,在他看来,这些标签很无聊,且“具有伤害力”。“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生活,谈不上好坏。”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2017年回老家时,骆锦强发现,村口的大喇叭里,一直在宣传最新的二胎政策。村官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劝说所有适合生育年龄的小夫妇生二胎。
这场面让骆锦强觉得有趣,也有些适应不来。“说让我生我就生吗?”他带着点讽刺地说。在城市里,生不生二胎是自己的事,居委会大妈不会因此找上门来。传统的农村生育观念,已经离他很遥远。
“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会有不愿意要小孩,或者要得非常晚的家庭。但是对于打工二代来讲,即使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好,至少会选择生一胎。”在宋轶看来,这是打工者二代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在生育观念上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骆锦强现在25岁,是一个3岁女孩的父亲。女儿是在北京出生的,由于没有北京的医疗保险,从产检到生育,全部都是自费。他信不过老家的医疗条件,况且“来回折腾还是那么多钱”。
有了孩子以后,医保政策对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孩子得个小感冒,成百上千元的医药费就花出去了,这些开销他只能自费。
有时,他的父母也会旁敲侧击,提到再生个孩子的事儿,但骆锦强觉得,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他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
杨龙选择了生二胎。他的大女儿9岁了,正在北京一所公办学校读小学,小女儿1岁半。起初,他要二胎的原因是想再生个儿子,但这个年轻人也“没有那么执着”。有两个女儿,杨龙觉得“也挺高兴的”。
生二胎时,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承包了快递站点后,手底下最多管过30多人。那些年他前前后后,往这个行当里投了十来万元。他每天忙碌12个小时,还赶上过几次“双十一”,好几天顾不上回家。
那样的日子让他觉得充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快递买卖2017年“黄了”。杨龙心灰意冷,“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做成的事业,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回了老家,但很快又选择回到北京,去一家货运公司当了司机。尽管城市里“现在也似乎没什么发展机会”,但老家显然“更没有什么机会”。一样是打工,相比之下,他宁可留在更熟悉的地方。
熊易寒发现,第一代打工者,大多还会“对故乡怀有归属感”。而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再加上社会隔离机制拦在他们面前,“往往在家乡与城市之间进退失据”。
“他们都可以称为"城市化的孩子",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熊易寒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新工人影像小组和打工者二代的孩子们聊学籍
他的许多调研对象,都是这样的打工者二代。他们很多都说着流利的上海话,喜欢用“一刚”这样的语气词表示惊讶。“孩子们对上海人的模仿,表明了他们对上海的认同,以及融入上海社会的愿望。这可能是城市第二代移民的共同点。”
但熊易寒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出路在哪里?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后,异地务工人员流动的各种限制开始松动。农民工进城打工潮,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之一。打工者一代填补了城市发展中的劳动力空缺。
杨龙的父亲也曾是打工潮中的一员,1996年就离开村子去了北京,在一个煤厂卖蜂窝煤。一年后,母亲也一起去打工了。等杨龙也被接到北京,一家人搬到了香山附近,父母开始卖菜卖水果。
如今父母年岁大了,农村仍然是他们的退路。母亲带着杨龙的小女儿在老家住着,父亲还留在北京,当起了快车司机。
但对杨龙来说,农村并不是他的退路。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拍摄《野草集》时,彭彭还是新工人影像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聊天,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在成片里。
一个孩子对着镜头问彭彭:“如果政策越来越严了,我们都被赶走了,这些房屋是不是没人住了?”
“不会把你们都赶走的,”彭彭回答他,“因为还要让你们回来继续上班。”
这段对话让宋轶很感慨,像玩笑话的词句,“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发展逻辑”。对话的背后,还有一些让宋轶感到沉重而残酷的东西。
他的镜头下有许多80、90后打工者,他们曾经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如今,他们的小孩又遇到了上学困难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某种延续,或者说,阶层固化之后的一种延续。”宋轶说。
拍摄过程中,他遇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紧急关停。宋轶走进教室,发现学生们的作业本、书包都还搁在各自的座位上,就像是时间凝固了一样。
宋轶推测,大概是关停的通知下达得太突然,以至于孩子们没来得及把东西收拾走。
半年以后,宋轶回到这所学校,想补拍一些画面,却发现这个地方,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生活区域。另一拨打工者在这里居住下来,把已经废弃掉的学校,改造成了一个出租大院。原先的教室成了卧室,门口码放着鸡蛋。昔日校园里的花池中,现在长出的是大葱。升旗台和乒乓球桌上,堆满了生活用品。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感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能感觉它在打动我,可为什么打动呢?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这种触动,促使宋轶给纪录片起了《野草集》这个名字。
宋轶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让更多人对打工者二代这个群体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他说:“城市决策者在设计制度时,如果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就需要先建立沟通的基础。”
熊易寒也曾在论文中写道:“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表现得较为迟钝,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回应性;另一方面,又经常对社会矛盾表现过度敏感。”
“如果有一天,在上海的外地人都走了,那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了。”熊易寒说。城市需要数量庞大的打工者,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给城市的教育、医疗、能源、秩序维持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卢晖临建议,尽快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让那些在大城市有稳定生计的农民工家庭能够真正在大城市定居下来。鉴于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卢晖临同时认为,有计划地引导人口向其他城市和地区分流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应当采取优惠政策,引导打工者向大都市周边的城市、乃至老家回流,但绝不可以采取强制简单的驱赶措施。
前几年,骆锦强也想过回老家,但他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家乡,老人们认为“年轻人就该去外头闯荡,挣钱”。
离开家乡时,他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从老家的小学,到城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再到自己报名就读的电大,他在一张又一张的课桌前流动。
他当初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他曾住过的“大杂院”,都已经在这十几年里,陆续被推平了。他的父亲曾是拆掉他小学的工人之一,抡着大锤把墙壁砸倒,露出钢筋。母亲会从废墟里挑拣比较完整的砖块,刮掉泥灰买掉,一块砖只能卖几分钱。
如今,父亲已经回了乡下老家,不再打工了。母亲还留在北京,帮他带孩子,成了另一个话题群体“老年漂”中的一员。
为了孩子上学,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杨龙曾经就读的学校也被推平了。他回到当初学校所在地,发现所有熟悉的景物都已经消失,只有一株当初校园里的老树还留在原地。
“也许现在也没了吧。”他猜。后来他才知道,那片地方,如今已经成了一所知名高校的新园区。
9岁的大女儿在一所公立小学就读。为了让女儿顺利入学,杨龙折腾了一个多月,辗转在许多个办公部门之间。工作证明、社保证明、居住证、暂住证……房东的房产证。最终,杨龙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如今政策收紧了,小女儿上学时该怎么办,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宋轶注意到,最近几年有些打工者二代,把孩子送到了香河、衡水、廊坊这些北京周边城市上学,“钻了一点点空子”。这个“野路子”甚至形成了产业,一位家长辞职创业,帮那些处境相似的家长联系学校,赚取中介费。
但宋轶不确定,这条“野路子”还可行多久,他听说,那些地方“最近也开始收紧了”。
201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完成了一项关于“农二代”生存处境的研究课题,其中包括卢晖临执笔的《北京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情况调研报告》。
这次调研发放了5000份问卷。“流二代”在京平均居住年限是15。7年,有25。5%是在北京出生的。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4。3岁,其中,有65%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
卢晖临在报告中提到,许多打工者二代,在成长的过程中,“参加群体性社会冲突比率较高”。他们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包括升学,择业,往往会与政策产生碰撞,这让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了“对社会不公的感知”。再加上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缺失,当这些年轻人把情绪外化出来,就很容易发生群体性的社会冲突。
“这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境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卢晖临认为,除了尽可能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也需要通过搭建平台、引导舆论的方式,帮这个群体“以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宋轶选择的方式是摄影机。在他的镜头之下,一些采访对象谈起了自己和同学的经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曾进过看守所、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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