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2015年教师节有感

早晨打开微信，看到一位来自欧洲的学生写道：“祝嘉明老师节日快乐！”我不解，问：“什么节日？”答：“教师节啊。” 噢，“明白了，谢谢。”后来，陆续收到更多学生的问候。

之后我去散步，一路在想我的教师生涯。1984年，我开始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硕士生上“工业经济学”，1988年正式成为硕士生导师。之后再次成为老师，已经是2003年。那一年，我离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直至2014年。前年起，开始在台湾大学教书。

从2003年秋季学期至今，12个年头，24个学期。在维也纳大学有一门本科生课，平均是50名学生;一门研究生课，包括旁听生平均20名学生。台湾大学只有一门研究生课，包括旁听生平均30名学生。保守的计算，总计教授的学生大约在千人左右。在维也纳大学，以奥地利学生为主，还有欧盟国家和国际交换生。在台湾大学，以台湾学生为主，也有相当比例的大陆同学。在过去20多个学期中，教学范围是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但是，几乎很少有完全重复的课程。也就是说，总计教授过30门以上的不同课程。

在维也纳大学和台湾大学的12个寒暑，我的体会和感受很深：

真正的大学是庄严的。维也纳大学创建于1365年。那时的中国还在蒙古人的元朝。维也纳大学的校训是“自由研究和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维也纳大学的主楼大厅里有一面墙，褐红色的大理石上刻写着自1365年至今的所有校长的姓名和任期;旁边是维也纳大学历史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我所敬仰的熊彼特、维特根斯坦、薛定鄂、弗洛伊德、波普尔都和这所大学有着连接。

台湾大学则承袭了中国自民国以降的科学和民主的传统，第一任校长傅斯年集学养和人品于一身。只要是没到过台大的朋友来看我，我都会领他们去看纪念傅斯年的“傅钟”，还有傅斯年那段崇尚“思考”的语录。不论在维也纳大学还是台湾大学，我会时时面对由历史塑造的大学，由大学记录的历史。在现代社会，大学的作用甚至超过政府、市场和企业。

真正的课堂是神圣的。教师的基本传播单位是课堂，是教室。所谓神圣，就是敬畏，对真理和知识的敬畏。在这两所大学，你不会感到权力和财富傲慢，只有权力和财富的谦卑。课堂所接受的是老师的真才实学，是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可，是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的思想互动。发达国家的历史和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证明，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之后，大学教育最终决定国民素质和创造力，所以大学应该是知识精英的集结地。自然，优秀的老师吸引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成全优秀的老师。

真正的老师是充满良知的。在这两所大学，教师享受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学校不干涉教学。所以，教师的良知就是大学的基础。良知内涵广泛，最重要的崇尚知识，追求正义和维护真理。这也是为人师表的核心所在。1930年代，与维也纳大学不可分割的维也纳学派试图通过系统的科学理性，结束“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无论历史如何评价这个奥地利学派，但是，他们无疑是一个以良知和科学为基础的的团体。不仅维也纳大学，西方知名大学都在不同领域创建过不同的学派。在经济学领域，就有剑桥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等。只有大学教师能以科学和学问本身为目的，大学才会成长和发展。如果老师的良知遭到压制和破坏，大学一定会堕落。

我今年65岁，本该彻底退休。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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