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冤狱获赔160万 17年沉冤得雪出狱后媒婆踏破门

“孩子、幼儿园的老师、单位的门卫都是目击证人，能证明于英生是何时离家、何时出现的，中间留给于英生的作案时间只有10分钟。从让被害人窒息死亡到伪造现场，10分钟常人很难做到。”张跃说，另外实验结果也发现，骑着于英生的车子，还是周一上午那个时间点，扣除这10分钟，除非用骑赛车的速度才能准时到达幼儿园和单位，不合常理。

没有作案动机，没有作案时间，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张跃决定为于英生作无罪辩护。

在当时的法治环境里，律师为重大案件出具无罪辩护意见律师事务所要负责的。“司法局要求律师事务所要集中力量进行讨论，防止律师没有依据地乱说。”张跃回忆，皖中律师事务所的4名资深律师对该辩护意见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无罪辩护。

第一次开庭审理，该辩护意见并未被蚌埠市中院采纳。但安徽省高院的两次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一度让张跃等人看到了希望。“蚌埠市中院两次判死缓，省高院都没同意，说明省高院看到了案件中的一些问题，还是比较谨慎的。”

但两次发回重审后，2000年10月，蚌埠市中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给出无期徒刑的判决，让张跃觉得，已经没有希望扳回局面了。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省高院在下达发回重审的裁定书后，会给中院下达一个“指导意见”。“蚌埠市中院最后敢以无期徒刑来判，省高院的意见应该是在有罪的范围内判刑，无罪是不可能了。”张跃说。

既然安徽省高院意识到了案件中的一些疑点，在1996年的刑诉法首次修改中，也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法院为何还会作出上述判决呢？

“全国范围内的审判形势都是这样的，不可能立即就能实现这一点。”张跃说，从死缓到无期，还是能看出既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又不想放纵犯罪，最后以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收尾。

这样的结果，让张跃非常无奈。

于英生服刑后，张跃曾陪同于父去最高院、安徽省高院相继申诉，没有回音。看不到任何希望，张跃也逐渐放弃了继续为案子争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帮着于父补充申诉材料。“他不时会到律师所里，每次都很憔悴。”

这些行为在韩露一家看来，是在为坏人帮忙。“我跟韩露父亲原来很熟悉，后来几次看到，想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这个也不能怨老人，法院的判决书都形成了。这是人之常情。”让张跃更感慨的是，因为这起案子两个亲家站在对立面，各自奔忙，着实有些悲凉。

余生黯淡出狱后仍戴着“帽子”

如果不是今年8月14日，安徽省高院发布消息，“于英生杀妻案”依法再审宣告无罪，17年前的这桩杀人案或许就此尘封，案件给当事人双方带来的命运转变将以悲剧结尾。

转机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今年5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厅就于英生案组织专家论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参加了论证过程。“从现场提取到不属于嫌疑人的生物物证，这实际上就可以作为于英生有可能不是真凶的证据，可是办案人员却片面地忽略了。”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何家弘表示。

5月31日，安徽省高院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8月5日安徽省高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审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事实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在案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据此，依法撤销原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宣告于英生无罪，当庭释放。

近年来冤假错案主人公的名单里，又加入了于英生的名字。但与近年来公众熟知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张氏叔侄案不同，该案不是依赖于“真凶再现”，也非“亡者归来”，而是在真凶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法院遵从“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的一个判例。

这被法学界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对于于英生而言，头上似乎仍然戴着一顶杀人犯的帽子。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在蚌埠市电视台工作的于宁生给弟弟做了挡箭牌，一一拒绝了采访要求。

“不敢面对媒体，因为事情还有一个尾巴没有处理掉。我们低调地从外地回来，给老父亲上了个坟。”3个月后，于宁生面对本报记者，如是解释。

也是由于真凶未现，在今年8月，韩露母亲何淑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依然认定于英生是凶手，甚至悲观地感慨，“已经扭转不了结局，不能给女儿一个交代，但自己已经没能力为她伸冤了。”面对到访的安徽省高院工作人员，她态度笃定：看孩子可以，但不希望于英生打电话，也不希望于英生登门。

17年冤狱获赔160万 17年沉冤得雪出狱后媒婆踏破门

在于英生释放后，蚌埠市公安局也启动了再侦程序，最终在犯罪嫌疑人的痕迹物上找到了突破口。排查数千人后，锁定了蚌埠市交警支队“四小车辆 ”整顿执法大队一大队队长武某某。11月27日下午6时许，警方将武某某控制住，其很快交代了17年前杀人的犯罪事实。

据了解，武某某1969年生，蚌埠人。作案时27岁，已结婚。当时在受害人韩露家附近的十字路口执勤。1996年12月2日早晨，他窜至韩某家中，见被害人韩某身着睡衣且独自在家，加上韩某外表出众，遂心生歹意，对其实施强奸。作案过程中，武某某用枕头捂住韩某面部，导致韩某死亡，其伪造现场后逃离。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蚌埠市公安局侦破此案的专案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武某某供述，作案后他一开始非常害怕，得知于英生被抓后，心里才稍稍缓和。这些年，他也是在内心煎熬中度过的。而今年8月，于英生无罪释放后，他整日提心吊胆。

对话受害者家属

———无力抗争，只能拿“命运”解释

出狱后的于英生终于等来了冤案昭雪的这一天。他把白头发染黑了，在蚌埠市民政局某科室担任主任科员，“虚职一个。当年的机要局副局长，主任科员，是个实职。”

据了解，如今于英生拿到了100余万元的国家赔偿，用上了哥哥买的手机，“最简单的一款”，努力适应周遭17年的新变化。

但他依然不愿面对媒体甚至亲友谈及17年来狱中的遭遇。律师张跃是于英生主动接触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在饭桌上，于英生解释自己不愿意回想往事，因为“想一次，就揭开一次伤疤，疼一次。”

有时候聊起来，于英生说的也是几个积极的小细节：他托亲友、狱警买的书排了半墙，他自考了法律专科毕业证，还学会了使用电脑。在2005年8月，司法部举办的“我与法的故事”征文比赛中，他获得了安徽省唯一一个三等奖。题目是《守法心安》。

从今年9月开始，于英生已经见了儿子几面。25岁的儿子喊他“爸爸”，让他痛哭流涕。

原本敏感而又脆弱的于家人重新挺直了腰杆，努力维护身上的尊严。因为觉得某篇报道的标题用词不当，于宁生拒绝了该记者的采访。“说韩家原谅了我们，‘原谅’应该改成‘冤枉’，本来不是他的错，何来‘原谅’之说？”

于宁生说，公安局上门道了歉，弟弟于英生准备以自己的经历写本书。看起来，一切都在好转。

但是，17年的风波并未因此画上圆满的句号。这一路上，冤案波及的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最大的后遗症留给了于英生的儿子。

这个在事发前不久刚刚过完8周岁生日的男孩小雨，没有等来母亲“到公园拍生日照”的承诺实现，反而亲眼目睹了母亲遇害的现场。这17年里，父亲入狱，祖辈反目成仇，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过早地触碰到了人性的残忍与仇恨。

作为这场风波中的无辜受害者，小雨越来越孤独，差点有了自闭倾向。为了化解堆积在少年心中的负面情绪，何淑梅夫妇尽力给小雨营造一个毫无压力的生活环境。但不与外界接触，小雨就像在一个无菌罩里长大，单纯善良，却缺少同龄人具备的生存技能。适应今后独立的生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何淑梅是在公安局上门道歉后才明白自己这些年来怨恨错了对象。“情节就像是电视剧。”虽然没有直接与于英生接触之类的举动，但她试图默默帮着复苏于英生父子隔断18年的父子情。

“既然不是他，他当年为什么承认呢？”何淑梅也有一个疑问。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张跃时，他的答案点到为止，“我只能说，他当年告诉我，讯问时差点熬不过去了。”

“我过去是个唯物主义者，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次我认了，几千万人里发生的事情单单落在我身上。我与人为善，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只能说命，只能拿这个解释得通。”采访临近结束，何淑梅向记者说了这一番话。

今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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