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抗日战争 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还原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同年8月，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作出具体安排。东方会议是日本历届内阁中规模最大的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会议。会议确定了“满蒙”独立的方针、确立了武力侵略中国的诸多具体原则，将大陆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了对华侵略图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第一次东方会议后，主持会议的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奏折中说：“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健也”。

虽然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一些人士竭力否定这份赤裸裸的鼓吹对华侵略奏折的存在，但是东方会议后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事实上，日本的对华侵略就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轨道运行的，充分体现了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扩张政策的连贯性和走上侵略道路的必然性。

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国际局势剧烈变动和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必然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等国发展很快，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为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世界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之后，意大利也加入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德、意、日以反苏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

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并进一步把西方列强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美等国虽然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但仍企求妥协。因为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或本国的问题。它们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它们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侵略扩张，反而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

从日本国内形势看，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1936年2月26日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进一步加强了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并大大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1936年4月，经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多兵种的军事集团。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积极展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

为保证这一侵略计划的顺利执行，日本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将近一半。维持这样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就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加上1937年开始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所谓准战时经济体制面临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扩军备战所带来的痛苦，对受军部操纵的政府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反映。1937年年初，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又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而联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给予国民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态度并不甚积极，于是便急于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矛盾，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加强同英、法、美等国及苏联对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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