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亿元市长”的腐败经济学：以权力为筹码

　　广州“亿元市长”曹鉴燎的“腐败经济学”：以权力为筹码，用经济学思维“运作”腐败产业

　　村官、老板、实权派都成了他的腐败合伙人 有老板为其情人支付上千万元的“分手费”

　　坐地敛财 他曾多次拒绝升官

　　近日，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市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

　　以权力为筹码、用经济学思维“运作”腐败产业，曹鉴燎精心营造起一条贪腐产业链：许多地产老板、村官、实权派官员前呼后拥，有人为他买别墅，有人为他建会所，有人充当他的“投资代理人”。

　　“按经济规律办事”

　　拒绝提拔只为坐地敛财

　　“小的不贪贪大的。”在接受审讯时，曹鉴燎直言不讳地说。在长达20多年的贪腐历程中，拥有高级经济师资格的曹鉴燎始终不忘“按经济规律办事”，甚至为此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在沙河镇任党委书记、镇长期间，有关部门几次想调他到天河区，曹鉴燎竟表示“不愿意”。舍不得走，不是为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而是因为镇领导的位子“含金量”更高。

　　早在1992年，香港老板范某找到时任沙河镇党委书记的曹鉴燎，希望获得沙河镇政府原所在地块的开发权。曹鉴燎欣然允诺，事后范某给曹鉴燎送了200万元人民币。

　　此后，在广州市规划开发珠江新城的过程中，由于镇一级干部有很大自主权，可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灵活出让村集体土地，曹鉴燎更不愿因提拔调动失去敛财机会。

　　有冼村村民回忆说：“20多年前，为了能继续留任敛财，曹鉴燎通过下属让我们联名写信挽留他，当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想来真是荒唐。”事实上，后来，直到发现在天河区任职“赚钱”机会更多，曹鉴燎才接受了提拔。

　　“影子地主” 帮“关系户”房地产公司拿地

　　在不少干部群众眼中，曹鉴燎是天河区的“影子地主”。经办案部门调查，在珠江新城大开发的10多年间，曹鉴燎通过控制镇村集体留用地的协议转让，指定自己的“关系户”和村集体合作，为多个房地产公司在拿地和经营上提供帮助，收受了相关地产商数千万元的巨额贿赂和房产、商铺。

　　2011年12月任增城市委书记后，曹鉴燎继续如法炮制，在旧城改造中“参股”开发商的项目。知情干部透露，就在案发前两周，曹鉴燎还主持会议研究决定，一次性出让“三旧改造”土地20多块。

　　相关部门初步查明，曹鉴燎涉嫌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另有2亿多元的涉案金额，检察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

　　官商勾结 有人为他买别墅 有人为他建会所

　　曹鉴燎身边最多的“朋友”是商人老板。为了得到曹鉴燎的各种关照，老板们不惜斥巨资为其买别墅、建会所，甚至为曹鉴燎的情人支付高达上千万元的“分手费”，让曹鉴燎纵情享乐。

　　在官商交往中，权力投资、利益交换无处不在。“要不是曹鉴燎关照，高德置地集团董事长苏萌至今可能只是个搞批发的小老板。”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珠江新城开发初期，曹鉴燎帮苏萌低价囤地、出谋划策，使苏萌10多年就变成身家超百亿元的开发商。为感谢曹鉴燎的关照，苏萌则“借款”数千万元港币给曹鉴燎的亲属用于投资、炒股。

　　“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吃喝不分、钱财不分，慢慢就把自己和他们等同起来了。”曹鉴燎向有关部门交代说。

　　拉人下水 给实权官员送“项目” 给下属送钱

　　除官商勾结之外，为拉拢关系、扩大腐败产业链，曹鉴燎不惜给其他部门的实权官员送“项目”，给下属送钱，拉更多人“下水”。

　　在不兼任沙河镇委书记、镇长后，曹鉴燎把老部下何继雄提拔为沙河镇镇长，并由何继雄的姐姐任沙河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后来成为广州市协作办党委副书记的何继雄交代说，1999年曹鉴燎亲自给他送上巨款，这让他心甘情愿跟曹鉴燎一起捞钱。

　　上世纪90年代，在曹鉴燎支持下，广州市房管局原副局长谭丽群仅出资30万元就长期控制珠江新城某地块。土地升值后，曹鉴燎又介绍房产商接盘，帮助谭丽群等获利2600万元，他则从中分得900万元。

　　目前，何继雄、谭丽群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

　　珠江新城冼村的腐败村官被纪检部门“一窝端”，许多涉案村干部都收过曹鉴燎和地产商派发的“糖衣炮弹”。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在曹鉴燎庇护下，大量集体土地、物业被低价出租。曹鉴燎案发后，冼村村民废除、调整了曹鉴燎干预下签订的租约，仅村集体每年增收的租金就达1亿多元。

　　“边腐边升”

　　反腐高压线为何难“通电”？

　　从沙河镇党委书记到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为官近30年，为何能“边腐边升”官至广州市副市长？特别是多次“拒绝提拔”也未引起有关部门怀疑？

　　事实上，对曹鉴燎的质疑和举报早已有之。2010年冼村启动旧城改造后，村民多次集体举报、反映问题，但直至2013年冼村班子成员被纪检部门“一窝端”，曹鉴燎才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连曹鉴燎自己在接受审讯时都承认，其在天河区任职时就听说有人告他的状，但后来也毫发无损，“因为第一我比较谨慎，第二有些东西也没有暴露。1992年我就收了人家一笔钱，组织上也没有深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这表明过去反腐力度不够，有多种因素导致反腐机构不能有效运作，甚至对一些被举报的官员也没有及时展开调查，加上曹鉴燎“演技高超”，因此“边腐边升”问题比较严重。

　　专家认为，曹鉴燎的贪腐历程折射出过去有关部门选人用人标准的局限。“部分地区在选人用人上更倾向于‘经济能人’，把经济增速的多少当作主要政绩，却忽视了干部的素养品行。”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张浩说。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对干部的考察缺乏全面性，相关防腐机制未能严格执行。如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在党内法规中早已明确，但曹鉴燎在国内外都购置了房产，10多年前就把妻子、儿子移居香港，还为自己编造假身份，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如果相关制度得到落实，曹鉴燎不会如此猖獗，甚至在案发前险些逃脱。

　　张浩认为，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组织部门除了通过程序上的民主和公开进行防范，还要在事后进行追责，“建议尽快提升反腐制度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深化推进地方党政一把手经济责任同步审计，加强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