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辞职难遮百丑 县委书记主动辞职的政治逻辑

　　9月18日的群体事件发生后，赶往处置的田自力代表平江县委县政府宣布停止平江火电项目。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华电集团的强烈反弹。华商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发布于9月24日的华电湖南分公司《关于华电平江火电项目的通告》措辞强硬：“平江县委县政府发布停止平江火电项目前期工作的通告，是在没有征求合作方华电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的行为。”　

　　华电方在这份通告中认为，“平江火电项目之所以造成当前这种被动局势，各方都有责任。”并称“综观此次项目风波，是一次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的抵制活动，不排除不正当竞争的可能。因此华电强烈建议省、市、县各级政府要彻查造成这次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仅4天后，田自力宣布辞职。一般认为，田因前期的“态度暧昧”，后期的“强力执行”而饱受居民指责，最终因群体事件而辞职。多个不同信息源告诉华商报记者，田的辞职系因“华电某高层震怒，向湖南省有关部门施压，需要有人能为此担责”。　

　　在湖南，田自力是为数不多的以副厅级“高配”县委书记的官员，在“官”味十足的社会里，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离开掌握权力的岗位，哪怕是到了民怨沸腾的时候，只要上级不授意，或者没有案发，自己主动引咎辞职的几乎闻所未闻。如田自力公开信所说，辞职原因是因为他是“火电事件”的责任担当者，也就是担责。作为一县之长，县委书记因火电项目造成群众群体性游行事件而请辞，在现在的官场机制下，确实是国内罕见。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我国的官员辞职主要分为四种：因公辞职、 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因公辞职很简单，就是因为要担任的新职务和老职务之间有法律冲突，所以需要辞职。比如原来担任人大选举产生的职务，任期还没有完，但是需要变动职务，这时候就是因公辞职。自愿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或者公职。比如此前56岁的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辞职，然后到北师大当院长以及越来越多的辞官下海。

　　当然，公众更加关心的还在于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因为它们通常涉及到责任追究。在国外政府官员在重大事故发生后迫于压力主动引咎辞职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国内，由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的作祟，官员“主动”引咎辞职还困难重重，不少官员引咎辞职是在保职无望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引咎辞职制度实际上是责任人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一种举动，它能够有效地填补承担法律责任与不负责任之间的空白，有利于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然而，我们看到一些重大灾难事故出现，尽管百姓对官员的问责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最后引咎辞职的还是少之又少。通常都是上级已经决定后，他们才极不情愿地站出来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就完全变了味道。

　　官员、尤其是职务高的官员主动辞职，总会引来好奇的目光。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社会大众所见辞职官员的最高级别是厅局级，副部长以上的高官除非是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引咎辞职，其他并未有主动辞职者，基本上是干到退休为止，除非是中途触犯了党纪国法，譬如去年至今在反腐败运动中落马的20余位副部级官员。

　　田自力也表示，自己是“一位在传统官场文化视角中非正常离开了平江的人”，面对担责时主动辞职在中国官场文化中确实显得有些“异类”。在西方社会，我们时常为其政府官员的辞职缘由疑惑，楼倒桥垮人死亡并不是市长直接导致，为什么他要主动辞职？的确，很多问题并不是缘于现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就已埋下祸根，为前任埋单岂不太委屈了？像田自力提到的“火电事件”，是指由平江兴建大型火电厂引发的群众抗议事件。该项目也并非其在任上时才出现问题，自去年5月初至今的18个月内，项目经历了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历经一次较大规模的签名反对活动及一次群体性游行事件。

　　但这是政治伦理规则决定的。既然灾难出现，总要有人承担责任，哪怕道义责任，否则就会出现官员人人揽功诿过，事事找理由搪塞，结果便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两会上，孟学农透露了因非典离开北京市长岗位的幕后故事，当时非典肆虐，他认为中央仅仅拿掉一个卫生部长还不够，要拿掉他这个新上任的北京市长才能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之后中央表扬他，说他为中央担担子，为大局担担子，为组织担担子。

　　当社会出现矛盾和问题，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法治。的确，现代社会已经进入敬仰法治的时代，但当为官者并没有触及法的底线，而是处于道德的范畴时该如何处理呢？民众对官员有道德伦理上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理念，已逐渐为我们所认知。毫无疑问，官员一旦违反法律法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行政责任，而政治伦理责任也是官员需要承担的，也就是说官员如果违背政治伦理或社会基本伦理，哪怕没有违法违规行为，轻则须向社会道歉，重则需主动引咎辞职，这也是政治耻感的体现。

　　主动担责辞职虽然罕见，毕竟存在，而且已经开始从制度层面向文化层面转变。一种好的政治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而它一旦形成，又会对官员的行为本身产生良好的正面效应。

　　还有一种主动辞职，其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追究过失，这里的“过失”是言行有错，但尚未达到犯法的程度，那么干脆以辞职结束，自己也体面，我们应该把这两种主动请辞区分开来。较为经典的案例是2009年5月7日辞职的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斯蒂芬-弗里德曼。此前有报道说，弗里德曼与高盛集团关系过近，在高盛由投资银行转为银行控股公司期间有违规行为，而转制期间弗里德曼就在担任高盛董事，还拥有大量高盛集团股票。这种行为有违反美联储规定的嫌疑，但还没有违法，以走人了事，他的同事也在弗里德曼辞职后辩护，他“没有违反美联储规定”。

　　面对政治伦理责任，主动提出辞职是一种进步，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人辞职遮不了百丑，出现的问题不能因辞职而不了了之。正如田自力身后的火电项目，终究要有个说法。当发展与现实遇到冲突时，为官者自身固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辞职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矛盾，即便前任离职，但是老百姓的顾虑，还是需要人通过其他办法和措施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