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恶魔选中的家庭：8岁儿童因接种疫苗致瘫(图)

2015年10月，王红军父子搬进了韩家庄子村的棚房。初到时，地上堆着砖头和动物粪便。本报记者 卢义杰/摄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差点拿到的136万元补偿补助再次泡汤。

回到新疆霍城县韩家庄子的家中，他点上一根烟，一言不发。

儿子正趴在床上。掀开旧被子，尿味扑鼻而来，这个12岁少年臀部凹陷着4个烂坑，王红军比了比，最宽处能放进食指前两截。他摇了摇儿子的脚腕，一下，两下，还是动不了，只掉下几片脚丫的皮屑。

“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王红军轻轻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没有站起来”。

事发当年，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在日本，这种低概率、高痛苦的事，被比作“恶魔抽签”。

补偿补助成为“中签”家庭的唯一希望。二审法院撤销补偿补助，认为此事曾由县卫生局处理，所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县卫生局则建议王红军回法院申诉。

没有机构愿意认错。王红军像上了发条，每天重复着换洗尿布、要补偿，“一天一天这样过，一年一年这样过”。

2016年春节已过，他还没去成智利，家倒是被迫挪到了另一个村子

王红军的心事全藏在抽屉里。当地几乎夜不闭户，但这个堆满病历、鉴定书、接种本和法律文书的抽屉，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

2015年10月，王红军从40公里外的老家莫乎尔牧场搬到这里。韩家庄子村地处中国西部边境，北京时间上午10点多天才刚刚亮。

在老家，他有4间房、17亩葡萄地，年景最好的时候，净收入就有七八万元，“我和别人开玩笑，说我拿的是年薪”。

葡萄像王红军的人生晴雨表。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他结婚了，2004年除夕儿子出生。全家围在一起，都说这是“双喜临门”“全国都在庆祝”。“喆，两个吉，图个吉利。”他给儿子起名“小喆”。

葡萄大卖的2008年，王红军入手了一台联想电脑。他幻想，再过几年，自己就可以买车。一个福建商人还力邀他去智利，做海外葡萄生意。

转眼，2016年春节都过了，他没去成智利，倒是挪了个村子；他没买成车，出远门常要借一辆车龄10年以上的“大众”；他甚至不再种葡萄了，因为葡萄卖价从每公斤五六元一路跌到两三元，至今化肥钱还欠着。

2015年夏天，他与3个朋友改行养鸽子，地点在韩家庄子村两排废弃的棚房。

“现在鸽子才600只，一只能卖20多元。”他算了算，马上改口“还不能卖”，应该等规模再大一些，“今年是没法赚钱了”。

鸽子600多只，棚房合起来却有将近1000平方米，“空旷”得吓人。棚房以前是用来养牛的，镇上愿意免费借他们先用，鸽舍才选到了这里。

王红军父子住在鸽舍隔壁，尽管不知那间房是何来历。第一次到门前，防盗门猫眼用纱布堵着，门与墙两三厘米的缝隙塞进了黄乎乎的胶。一推门，几条蜘蛛丝粘在天花板上，地板堆着砖块、动物粪便，粪便都已经干了。

花了两天，他收拾出这30平方米的空间，搬进6件家具，稀稀落落地摆着。

原来爱“满村子转着玩”的小喆，这时已经下不了单人床了。他下身毫无知觉，每天要更换十来片尿不湿。尿液随时可能流出来，王红军准备了10条白毯子，每条夹在尿不湿与被单之间，防止“洪水”漫到其他地方。

“养鸽子不用到地里，我才能随时照顾小孩。”王红军指了指床头晒着的3条白毯子。

他自己的床尾放着一个直径近1米的铁盆，盛着淡黄色的水，“白毯子每天都要洗，每条要洗好几道，最后一道的水留着，下次再用”，因为“村里没有自来水，要省着点用”。

2012年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喆，常让父亲哭笑不得。现在，小喆开心的时候，王红军反而难过起来，“多好的娃啊，如果没出事，现在一定更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