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谈乡村问题：彩礼逐年上涨 娶个媳妇要12万

乡村治理面临新问题

面对“空心化”趋势下的农村治理难题，关键是如何使村民自治体制更好地适应农村的现实情况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程程周勉

何晨阳张亮王成李绍飞

实习生霍旭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马渡村离县城大概25分钟车程，这个群山环绕的村庄有着典型的南方村庄风格，小溪潺潺流过，硬化的村级公路两旁砖房和木楼相间而建，房前院子里要么是三五成群一起玩耍的小孩，要么是怀抱婴儿拉着家常的妇女。

2007年，益阳市出于减少行政成本考虑，将之前的四个村合并而成现在的马渡村。全村面积29.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263人。马渡村村支书廖建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目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村里，基本上是小孩和妇女。还有少量青壮年男子，他们白天骑摩托车到县城做工，傍晚时分再回家。

村民廖远隆说，自己的儿子女儿对村里的选举“毫不关心”。“儿子勉强答应投票，但不愿为此回家而耽误打工，告诉我‘你选谁就把我的票一起投给他’。”

“农村社会治理正在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虽然人口规模在减少，但治理难度在加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主要表现为治理资源流失、传统价值观念动摇和自身发展动力匮乏等问题。

农村社会治理不是单纯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关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巩固，关系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激发农村治理活力，应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农民在农村治理中“缺席”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由过去基层党政组织单一主体管控，演变为基层行政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等多元主体。

伴随人口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部分农村出现“空心化”，甚至“空村化”现象，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出现“没人选”“选人难”的状况。“农民在农村治理中‘缺席’，这是现阶段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

“开个党员会都特困难”，河北省涞源县烟煤洞乡党委书记李永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有的在北京打工，有的住在县城，叫他回来开会，他说‘请个假要扣钱’、‘你给出车费啊’。”

在宁夏部分乡镇，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党支部开会经常凑不齐人，同时由于可选择余地窄，一些村“两委”班子成员只能“矬子里面挑将军”。

“村委会的会计我并不满意，让他当，肯定影响村委会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但村里没人了，不让他当让谁当？不让他当就没人当了！”固原市南部某镇一位村委会主任无奈地表示。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员流动的增强，农村社会阶层也更加多元，农业生产者、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私人企业主、食利群体、贫困人群等并存，“利益关系复杂、诉求多样，治理的难度进一步提升。”原新说。

福建福鼎市管阳镇秀贝村有户籍人口1080人，在外打工的人数过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煤矿做矿工。从2014年底开始，不少煤矿倒闭，两三百人从外地回到村里，成了“无业游民”。村支书黄功卫告诉记者，“往年每年都可以赚六七万，如今丢了工作回家坐吃山空，时间久了可能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地方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增多，宗族势力、家族势力干扰村务，还存在黑恶团伙、村匪村霸、邪教活动等现象，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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