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侯孝贤的“儒”电影创作之路

用一个字来概括一个导演的创作之路，是件很有趣的事情。窃以为，用一个字形容陈凯歌是“戏”；用一个字形容王家卫是“飘”；用一个字形容张艺谋是“杂”；用一个字形容侯孝贤便是“儒”。侯孝贤是一位出身平民阶层，但自学儒家、深谙儒教的儒者导演。

儒者定义生活。侯孝贤的出身仿佛是台湾问题少年电影的缩写，父母早亡的他浪迹街头，与社会少年一起度日。侯孝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多次表示，如果不是电影，他将成为一个流氓。这段少年轻狂的浑浑噩噩也成为了他早期电影的主要素材，《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作品中，都有他亲身经历的影子。于是，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凝视社会边缘的生命，就成为侯孝贤电影一以贯之的精神母题。这一点从《聂隐娘》的选材中可以窥见一斑，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生于朝堂之上，却最终隐匿于风尘之中。

儒教反思家国。侯孝贤年少时生活不易，坎坷生活的点滴总是使他的电影带着

残酷的影子。但是他的影像又总是带着一种温润，面对市井的舒展，面对命运的坦然。这种浓得化不开的诗人气质，随着导演创作经验的增长逐渐升华出一种新的题材与风格——一种记述时代和历史的使命感。

侯孝贤依靠《儿子的大玩偶》立足影坛，也算是青年得志，又正好赶上台湾电影的新写实主义运动，深受法国新浪潮电影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的他一直在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作者电影”。含蓄的公正与委婉的主观，两种风格叠加在一起，使侯孝贤的电影在表现新一代台湾人“寻根”时，有着与艺术价值相当的史料价值。

如果说《童年往事》中念念不忘大陆的老祖母，说明侯孝贤还在描绘父辈出走孤岛的离丧感，那么，到了《悲情城市》《好男好女》《戏梦人生》的“台湾三部曲”时期，侯孝贤成熟地把个体生命的青春期上升为民族历史的“叛逆”，风格更加凝练厚重。我们对《聂隐娘》的期待不应局限于一个精巧的武侠故事，更应该期待一部关于侠义道精神的历史书写。

儒学诠释哲学。无论是个人青春的怀旧反思、乡土中国在城市进军下的落寞还是民族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选择，侯孝贤所有的电影母题都是被统一在一种视觉风格之下的，即带有明显写实主义意味的长镜头。

虽然深受巴赞影响，但是贴有侯孝贤标签的长镜头却与巴赞定义的长镜头有着些许的差别，他不强调摄影机本身的运动，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固定镜头内部的场面调度，凸显一种更为东方的时间与空间观念。

侯孝贤用安静的固定镜头强调日常生活的空旷感，更好地展现了人物之间的关系，镜流婉转，不经意间就可打动观众的内心世界。除此之外，全景镜头和空镜头也是侯导善用的艺术表现手法，这就像一幅老到的中国山水画，泼墨的浪漫之后保留些许细腻的留白，意蕴绵长，犹如余音绕梁。这一点在云波水雾、突显山川田园之美的《聂隐娘》中更甚，行尽花园，独拾枯枝，好诗总在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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