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称国有企业概念会弱化 国有资本布局太宽?

不可能搞一刀切，这不符合经济规律，但如果说时间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就是一个总时间表。至于具体改革内容，比如“22号文”在谈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时有一个说法“成熟一个推进一个”，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防止运动式推进。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就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特点、国资布局、分类改革、国资委改革等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国研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

回应改革争议问题

《21世纪》：如果放在国企国资改革的历史系列文件当中，“22号文”处于什么位置?

赵昌文：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上一轮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期间，为了确保改革的原则和政策能够正确执行，中央政府包括部门层面先后制定和出台过不少文件，在一些重要决定中涉及国企国资改革的也不少，如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6字表述;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中都有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表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但是，以党中央的名义专门发布关于国企改革的系统性文件并不多。一般大家都知道的是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涵盖了企业制度、管理体制、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和组织领导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次“22号文”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了。

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讨论通过了5份有关国企国资改革的文件，去年两份，一份是《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另一份是《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今年三份，包括《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和《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22号文”是第六个文件，但我理解却是最核心的。在国企改革的“1+N”政策体系里面，它就是“1”，以前的5份算“N”了，以后还会有若干个“N”，但更多的是针对某一些特定的事项。

《21世纪》：从内容上来看，“22号文”有哪些显著特点?

赵昌文：首先，“22号文”忠实地贯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细化。“22号文”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表述与三中全会决议是一致的，只是更加明确、具体了，并不存在有人认为的国企国资改革退步的问题。尤其是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提出“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决定》里面并没有这一表述，这意味着国企国资改革将成为“十三五”期间最重要的改革领域之一。

其次，“22号文”回应了国内外有关国企国资改革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企的定位及其改革方向和目标。“22号文”不但强调国企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还提出国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作用重要，意义重大。国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此前，不少人认为，既然中国已经选择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的结果可能就像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国有经济的份额应该越低越好，这样可以给民间资本、外国资本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也更加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终仍然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些认识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现在看来至少是不全面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是经济发展客观上的要求。由于我们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还没完成，国有经济的份额仍将保持较高比例。即便工业化完成之后，预计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都会远远高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总量也会远远大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所以，改革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2号文”有助于消除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大家的一些分歧和争论。

国有资本布局太宽?

《21世纪》：在有过的国企争议中，不少人指出国企布局太宽。对此，你怎么看?

赵昌文：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有点关系。许多国家都有或多或少的国有企业，一些国家国有经济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与其社会政治制度完全没有关系。前几年，我得到一个资料，从OECD有国有企业统计的29个国家的情况来看，2010年国有资产总量约3万亿欧元，涉及就业900万。当然，其国有资本主要布局在基础产业、公共服务、金融和教育四个领域。对比之下，中国国有资本的布局显然要比它宽得多。

对此，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去看。首先，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OECD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人均GDP都在3万美元以上，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如果我们向前看几十年之前甚至更早，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大量的国有资本都分布工业领域和制造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国有企业就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工具。与此相比，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在2012年前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后期，而且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前后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是，中国2014年的人均GDP只有7500美元左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很突出，现代化的进程还会很长，所以，国企对中国的意义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国有企业布局过宽还有路径依赖的原因。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实际上就伴随了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国有经济不断上升的事实。从行业分布上看，过去的国有企业，几乎遍布在99%的行业里，上一轮改革后，随着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退出，行业布局也经历了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的调整。总体上，这些年国有资本的战线已经在收缩了，目前工业领域不到30%，服务业领域更高一些，只不过可能收缩的速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加之过去一些年不少国企出现在房地产等社会关注度很高的行业，以及一些地方发生的行政手段介入企业兼并重组等，所以，社会上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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