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需要积极的国家干预 出拳重而非添油式才有效

近几周，我国A股市场的大幅波动给了国际媒体一个唱空借口。笔者不想从阴谋论的角度进行解读，然而单纯从经济学的讨论范式中，也可以说明当前国家干预经济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远远不够，需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和贯彻。

欧美国家的经济干预源远流长

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战略或政策以及建立一系列相关制度，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资源配置，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或重新塑造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大多数国家的常态。

一是国家对产业的政策选择是一个普遍现象。市场派认为，在干预市场、替代市场的过程中，分散的私人信息不能加总，统计和计算，政府部门难以避免强大利益集团的影响，对微观经济干预导致腐败问题丛生。但奥布里给出的大量证据表明，拿破仑时代欧洲大陆封锁政策，促使很多欧洲政府鼓励和推广企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英国技术。19世纪50年代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激烈国际竞争，各国都试图通过建立风险投资体系，促进创新和传播最新的知识。阿姆斯登在研究韩国工业化的决定因素后指出，东亚经济的起飞与政府对经济干预密不可分。因为“在缺少开创性技术的情况下，即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工资模式，往往也无法在市场上具有成本领先优势。长期竞争力问题迫使国家发挥了更积极的干预”。

二是国家对贸易政策的干预更为频繁。市场派认为，干预贸易的行为其实是“以邻为壑”，最终得到一个帕累托恶化解。但博弈论也表明，以邻为壑是个体理性的一个最优选择。15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为了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早期西欧一些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力求用行政手段控制货币运动，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目的是在损害竞争国实力的情况下增强本国实力。上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鼓吹“美国人民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近代来，国家数量化的贸易干预政策主要体现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也鼓励国民在国内旅游，同时放宽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旅游签证限制。

三是宏观经济调控已经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必备手段。西方经济学中，货币主义的货币中性理论、巴罗-李嘉图的财政等价理论均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多是中性的，极端情况还可能扭曲市场的运行。但实践中，货币大师弗里德曼也说“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西方经济学发展前沿的美国也有所谓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权”和“伯南克担保”。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推出了规模史无前例的三轮QE计划。日本和欧盟则多轮大剂量推出QE、QQE等量化宽松政策。

国家干预的几点经验

国家干预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静态来讲，任何市场结果均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即供求因素、市场失灵因素和政府失灵因素。一般来讲，市场总是不完全的，参与人也不全是理性的，再加上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的市场分配资源、传递信息以及确定价格失效。这个时候，政府直接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可以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动态来讲，政府干预通过改善和拓展市场，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具有动态效率。以投资为例，有效的投资应该满足投资收益等于投资成本的黄金律，但国家在经济追赶期通过国家动员机制，压低消费强制储蓄，高于黄金律的投资水平是具有动态效率的。

不要迷信所谓的权威。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IMF分别向菲律宾、泰国、印尼、韩国提供了11亿、172亿、400亿和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条件是财政金融紧缩，实行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整顿国内金融体系，以及让不良金融机构破产等。在五大受灾国中，马来西亚是唯一拒绝接受IMF援助的国家，摒弃IMF的经济紧缩政策，采取经济扩张政策，包括重新实行资本管制，固定林吉特汇率且使之一次性从2.86兑1美元贬值到3.8兑1美元，贬值幅度约为24.7%。实践表明，马来西亚在1999-2001年经济增长分别为5.4%、6%、6.1%，在受灾国家复苏过程中表现良好。对拉美国家而言，20世纪中“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最大的二十多年恰好是它们在经济增长表现最差的时期。

出拳重，而非走走停停的“添油式”是干预有效的成功经验。此次危机期间，美国共推出3轮QE。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1.725万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占GDP之比为5.0%；2010年经济增长2.5%，比上年提高5.3个百分点，基本达到长期水平。后两轮购债规模与GDP之比分别为2.5%和4.7%，经济增速提高幅度都不超过1个百分点。作为反面的教训，日本银行在刺激时走走停停，是持续不能走出衰退泥潭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刺激经济，BoJ在1999年开始执行零利率政策，但在2000年略显复苏迹象时，过早在8月份宣布结束。2001年3月不得不再次启动零利率加QE政策，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储备由6万亿日元提高至2005年末35万亿日元。2005年日本经济增长2.4%，基本达到长期水平，CPI也显示走出通缩迹象，如CPI同比增长0.5%，核心CPI8年来首次连续3个月为正值，但是GDP平减指数仍然下跌1.1%。2006年，日本在经济尚未完全企稳之际退出刺激，经济增速掉头向下。2008年起，白川方明成为日本第30任央行行长，从2009年开始继续走走停停的刺激行为，刺激方案采用“添油式”，导致经济增速持续徘徊在0左右。

干预达到效果的判断标准是经济增长和物价均达到预定目标水平。加拿大央行行长Mark Carney在研究超级去杠杆周期时发现，2011年七国集团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比1980年增加1倍，达到GDP的300%。全球平均而言，公共债务占全球GDP之比达到80%，几乎达到经济史上导致普遍主权违约水平。国家干预经济去杠杆过程措施有很多，如金融抑制或金融膨胀、强制重组破产、通胀和增长，以及国际转移等。从欧美日干预的措施看，基本采用金融膨胀和国际转移，但效果不一。其中，美国成功的经验在于国家干预具有经济增长和物价的双目标导向。第三轮1.6万亿美元的QE导致2014年经济增长2.4%，核心CPI为1.7%，接近或达到长期水平。如果只是经济增速上去了，但物价仍处于通缩状况，则居民名义财富仍然得不到根本改善，相对于居民债务的硬性约束，资产负债表仍然呈恶化状况，导致消费、投资等引擎不能正常启动。日本前几轮QE效果不畅的原因在于没有完成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双目标。克鲁格曼批评白川方明“政策回响缺乏力度，也过于迟钝”、并断言“日本央行缺乏采取更大胆做法的意愿，将导致日本无法从通缩陷阱中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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