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冤案受害者：拿赔偿后朋友突然多了 借钱又失联

“我们的学费太昂贵了。”由于脱离社会多年，5人面对社会都有种无力感。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还是20年前，当陈建阳向别人咨询机械厂时，对方说那已经是夕阳产业了。3年来，田伟东也一直想找机会做生意，可是隔行如隔山，你说我们懂啥？

但王建平在挫折之后，开始明白，社会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既然你想出来闯，就应该适应这里的规则。”

新京报：之前有过创业经历吗？

王建平：很早就开始单干，做过包装箱加工、注册过代驾公司，投资了酒吧，还在广州包了100多亩地搞种植。

新京报：你第一次创业做的是什么？

王建平：2013年底，我做了一个木箱加工厂。当初我想得很简单，就是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扣除运费、加工成本，中间差价肯定有利润。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以为看透了，其实看到的只是皮毛。

新京报：当时你没看透的是什么？

王建平：当时做得很辛苦。低价货源难找，客户也难维护。谈好长期合作的客户，拖欠几回货款就去找别家供货了。后来发现，他们总是这样，到处拖欠，自己省下现金流去周转了。这些事以前根本不知道。

新京报：当你遇到挫折时怎么排解？

王建平：开始很气愤，好像很平静地回到家，突然忍不住就大骂一顿。攥紧拳头使劲捶墙，摔手机，摔完了又心疼。渐渐我明白了，社会从来都是这个样子。既然你想出来闯，就应该适应这里的规则。再遇到问题就平和多了，能解决的尽力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先放在一边。

新京报：经历过这么多失败，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王建平：我一直怀疑自己，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有一些想法，但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操作中没有那么顺。但我觉得我已经错过了17年，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没时间去等，想到了就去做。有一天我真的失败了，我也真正拼搏过了，那时也不后悔。

聊家庭

渴望有个相爱的女人

对性格倔强的王建平来说，这17年能够活着，家庭是他最重要的支撑。出来以后，看到可爱的小侄女，自己也渴望拥有一个家。目前，除了王建平，“萧山青年”其余4人都已经结婚，3人已经有了孩子。朱又平的孩子快满一周岁，家庭的美满帮助他抚平了过去的伤痛。

2014年，王建平也恋爱结婚了。他对妻子只有一个要求，孝敬父母，他觉得亏欠父母的太多，这辈子也还不上。但妻子与老人不和，最后两人离婚。现在，王建平不敢想，今年41岁，等孩子长大到20岁时，他已经60多岁，就算能看到孩子结婚，也很难看到第三代了。

新京报：出狱3年来，有没有特别难过的时候？

王建平：刚出来时，看到父母的白发和皱纹，我内心深处接受不了，情不自禁地流泪爆发了。我是长子，觉得很亏欠他们，一辈子也还不清。我自己再怎么苦没事，不想看到他们受苦。

新京报：你拿国家补偿投资创业，父母知道吗？

王建平：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这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他们很担心，但是也支持。说以前你被关着，想做也做不了，你想干就去干，我们也不拖你后腿。但是有一条，不能走歪路。亏了就亏了，回家饭还是有的吃，家还在。

新京报：现在接触社会多了，还会有不适应吗？

王建平：现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留下的越来越重要。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没有几个人，都删了。最大的感触是，社会上人与人相处太难了，尤其是遇到钱的问题，有的人立场不坚定。

新京报：遇到钱的问题？

王建平：国家赔偿刚下来的时候，突然多了很多朋友。嘘寒问暖，感觉真的关心我。很快他们就说，家里有什么事，能不能借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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