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后门”惯性怎么破？基层依法行政的困惑与诉说

沿海一位民营企业家对记者说，他在某县投资建厂，该县县委书记逼着他虚报产值，“本来是2亿元的产值，非要报8亿元。”后来这位县委书记调走了，原县长升任县委书记，又要求他以3倍的产值来虚报，还说“现在是关键时刻，请帮帮忙！”

在长官意志下，基层统计部门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为虎作伥”。一位基层统计局长说，长期以来，他们基本是企业上报多少就统计填写多少，对上报数据只进行简单的“匹配性”判断，如果相关数据明显存在漏洞，就打回去要求重新上报，而不会去做更深入、更准确的调查评估。

“领导的意思，就是法律的要求，你还能拿法律文件跟领导对着干？”辽西某县一位科级干部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要做的工作太多太杂，为了尽早见效，体现政绩，不少基层干部往往选择以行政权力强推的办法，至于法律，能守的守，不能守的绕着走，甚至不惜违法行政。面对农村征地、市民搬迁、来信上访等棘手工作，一些基层干部更习惯依靠强制手段，“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就龙卷风”， “权力依赖症”很难消除，不管是推进经济建设，还是化解社会矛盾，往往习惯于行政主导、权力开路。

“一些县领导表面上喊依法行政，实际上还是按老一套办事。”这位科级干部以县司法局为例说，县委书记、县长也会让司法局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服务，或为住建、国土等部门当法律顾问，最终目的还是要变现长官意志。

权力下放，带来行政违法

“县上往镇里下放了100多项权力，但像安全生产、环保、国土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最低一级执法主体为县级部门，我们行使这些权力本身就违法。”山西某县级市的一位镇长对记者说。

在山西省泽州县，县里将发改、经信、住建等10个部门的54项权力下放给巴公镇，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很多探索并不被上级部门认可，使得巴公镇从权力下放前的“处处碰壁”变成了“处处违法”。

“虽然我们已经办结了几十个工程项目的备案批复和行政审批，但是否能得到上级部门认可都是未知数，现在各部门都说巴公镇没有一处不违法。”该镇一位负责人说，镇里将一些环节推向市场，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做，但上级部门认定这是违法的，因为相关法律和规定没有明确乡镇一级政府的主体资格。

“目前简政放权是许多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成效明显，但一些地方在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协主席郑宏伟说，一方面，在“怎么简、如何放”环节，存在不彻底问题；另一方面，在“接权”环节，存在承接难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必须及时跟进。

东部某省一位中外合作园区的管委会副主任说，放权地方上体会到了，但简政依旧不太明显，为了发展“无奈违法”。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审批规定，所有项目上马都要做地质灾害、水土流失即泥石流的评估。上述问题在山区非常突出，但在平原地区很少发生，尤其对于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此类地质灾害的地方，同一个地块的A区已经做了相关评估，B区还要再评估一次才能通过。

“钱是小钱，关键每一项评估，一个市只有一个机构，一个机构通常只有几个人，审批时间太长。”这位副主任说，在高压之下，为了企业早日投产，在有些未批先建、违规建设的项目面前，政府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