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后门”惯性怎么破？基层依法行政的困惑与诉说

依法行政，做起来也不易

山西某镇是产煤大镇，煤层较浅，常有村民私挖乱采，有的更在自家就能盗采煤炭。“虽然现在加大了执法监督的力度，但这些村民的盗采行为大多数不够量刑标准，执法部门拿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服教育，起不了震慑效果，过几天又开始挖。即使盗采很多，但要立案必须先定损，我们又没有这个能力，找中介机构要花钱，我们也没有这笔经费，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就是盗采行为更加猖獗。”该镇镇长说，要是能严格依法办事，该定损的定损，达到立案标准的，直接立案，很快就没有人敢盗采了。

更令基层干部头疼的是，遇到上级部门违法，他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帮忙“擦屁股”。“比如土地审批，一些企业拿到地了，县里的国土、规划等部门也给办了手续，厂房都建起来了，结果国土部卫星遥感却发现是违法的，下发文件要求将这些厂房拆除。这事谁做？当然落到我们头上。”一位乡镇书记说，县级部门不按法律法规办事，下面就会乱成一锅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事情搞定了上面点头就行”。

“现有基层的一些制度规定没能根据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调整，机械地理解中央精神，导致基层干部有时候弄不清改革创新、为事业担当和违规违纪的界限在哪里。”一位副处级干部说，目前基层在依法行政、加强监督方面不是缺制度，而是缺让制度管事的机制；不是缺要求，而是缺让要求具有约束力的办法；不是缺文件精神，而是缺让文件精神生根的土壤。

一些基层干部同时感到，一些宏观的政策法规在地方执行标准不同，会引发群众心理不平衡，也会给执法带来难度。比如意外伤害事故的补偿标准，省与省之间不一样，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也不一样。

半月谈记者专访：为基层依法行政支招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和系统性工程，需要立足全局和长远统筹谋划。围绕基层依法行政的相关问题，半月谈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胡建淼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

半月谈记者：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胡建淼：法治政府建设在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法治中国建设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等方面，其中依法行政是一个重要方面，基层政府处于行政管理和为民服务的第一线。

据统计，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中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各级政府直接去执行的。所以说法治化，首先是政府的行为要法治化。如果法治政府建成了，整个国家的法治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实现了。

半月谈记者：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面临新的任务。从长远考虑，用法治的方法完成这些任务才是最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您如何看？

胡建淼：是这样的。比如关于雾霾，大家都迫切希望雾霾一夜之间消散。治理雾霾可能就涉及关停企业。如果企业是违法的，我们关停企业一点问题都没有，按照处罚程序关停就可以了。但是针对那些原来都是政府批准的，甚至通过招商引资进来的企业，即便按照新的标准是不符合要求的，也不能运动式的一夜之间说关停就关停。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是会出问题的。

对于矛盾和问题不采用法治的手段处理，不但会使政府丧失公信力，还会制造出新的矛盾和问题。

在现实中，这个问题难就难在一些地方还是所谓的“效率”优先，不习惯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不习惯用法治的手段完成目标任务。

燕继荣：虽然基层的决策不能预测所有的可能，但是也要保持一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变，有长期性。基层政府在与企业签约的时候要特别谨慎，长期性的项目要反复论证。

如果只管决策，不管后面的执行，当执行不了的时候就可能有违法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