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不再开”不代表“不用开” 绝迹“奇葩证明”还需其他部门配合

身份证丢了，户口簿丢了，甚至人“丢”了，都要去派出所。“有困难找警察”是不假，可有些事情，民警真的帮不了忙。前天，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上就晒出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那些要开具“我是我”“我妈是我妈”类似奇葩证明的市民可要看准了，公安部门不再出具这些证明了。

按照提醒的内容，以后偿还能力、亲属关系、家庭收入情况等证明，需到公证机关寻求公证；而其他一些证明，需到对口的卫生、民政、房产等部门去开。也就是说，很多证明仍然要开，只是出具主体不同，而且有些证明还加大了出具难度。比如说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以后“由需要单位派人持有效证件及单位介绍信，申请派出所出具证明，对个人一律不予以出具”。如果单位“踢皮球”，百姓只能“转圈子”。

应有一种外部力量，推动从“不再开”到“不要开”。一方面，要增强改革思维，进一步简政放权，能不开的证明坚决不开，能简化的程序坚决简化。那些社会反响强烈、作用不很明显的证明，就丢失在风中吧。另一方面，要增强互联网思维，如果有一个公用信息库，实现技术性信息融合，“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就不需要多跑路了。

让“奇葩证明”绝迹还需其他部门配合

派出所成了“奇葩证明”的一个“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不胜其烦的同时也徒增不少的工作压力。但是，指望不开具“18种证明”就能根治“奇葩证明”扰民乱象，恐怕是一厢情愿，也是不切实际的。

屡屡曝出的“奇葩证明”，至少有三种常见病根：其一是有的单位要求的手续繁杂，而自身又不愿投入时间去调查、调研，将相关证明材料简单推脱给当地公安行政机关；其二，有的部门办事僵硬、机械，官僚气重，对于群众的补办遗失证件，不闻不问，唯公安机关的证明为依据；三是唯“证明”倾向泛滥，不管是红白喜事、婚丧嫁娶，不问青红皂白，伸手就要“证明”，大有“证明在手，百事不愁”的势头。

公安机关不再出具这18类证明，是一种良善的权责边界设限的示范，而甩掉的“包袱”也一一标注了应该或可能应该去找的部门，可问题是，相关部门会顺利接收么？会不会被他们又一脚将皮球踢出去？到彼时，为各类证明辛苦奔波的民众会不会连开证明的“大门”都找不到，岂不是呜呼哀哉！

公安部只是国家公权力的一极，不越权、不滥权，扫好“自家门前雪”理所应当，而社会上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奇葩证明”政出多门，也不乏一些企事业单位凑热闹，故而想“毕一功于一役”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予以综合治理与规范。首先，什么样的单位有权设立“XX证明”的行政门槛需要予以明确，并在制度上设置刚性的公示要求；其次，对于现有的各类“XX证明”予以全面的清理，该取缔取缔，该保留保留，谁举证，谁办理，必须一一明示，让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最后，对于相关证明的举证部门及举证程序必须广而告之，让办事人有章可循，少跑冤枉路，少受冤枉气。

公安机关不开具18类证明或许是一个好的开端，期待其他相关部门能配合跟进，让群众办事不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公众需要的是“不用开”而不是“不再开”

生活中，我们虽然已经办了难以计数的证件，却仍旧每每被要求开具这样那样的证明。奇葩证明泛滥，背后折射的是公共服务水平的低下。在信息化时代，想要实现公民信息共享并不难，之所以需要无休止地盖章、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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