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地位难以轻易取代 美国再工业化正在丧失动力

有鉴于此，可以判断，棉纺企业赴美设厂生产未必能够发展到很大规模，也未必能够成为长久潮流。但中国棉纺企业出走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而这些国家并无廉价能源和运输成本的优势，吸引中国企业靠的主要是廉价劳动力和廉价棉花原料。

毋庸否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存在失误，但这个失误是我们自己可以矫正的。如果说中国劳动力价格必然要高于这些发展中国家，限制进口棉花而削弱国内棉纺产业竞争力，导致棉纺企业出走，却是我们人为的失策。中国入世前夕的2001年，我国进口棉纱53.3852万吨，进口额11.2303亿美元;2013年，棉纱进口量增长至209.9753万吨，进口额68.1768亿美元。棉纱进口增长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出走海外的中资企业，而它们所代表的就业、收入本来是可以留在国内的。而且，中资棉纺企业带走的产能还不止这些，因为在棉纺环节出走之后，一部分下游环节也相继跟随而去，其产出不表现为中国棉纱进口增量。因此，中国纱厂赴美设厂现象对“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警示不在于“美国制造业回流”，而是国内对上游原料、能源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伤害我国下游制造业竞争力，逼迫其出走。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注意，相信会逐步得到解决。

印度不能取代中国

无须否认，当前国际市场的某些变化确实有利于印度经济，特别是初级产品全面步入深度熊市，对于印度这个初级产品净进口国而言，这一变化将有助于削减其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进而缓解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面临的“保增长”与“抑通胀”难以兼顾的窘境，预计未来10年印度相对于其南亚主要邻国的经济优势将进一步加强。问题是与中国相比，印度经济今年二季度增长率也只有7%，而且已经比一季度的7.5%增速减速，更不用说印度这个经济增长率数据是今年早些时候政府调整经济统计方法、从而大幅度提高经济数据的结果。而且，在当前的全球性市场震荡中，印度市场振幅一点也不比中国小：股市跌至15个月新低，汇率跌至两年低位……，有鉴于此，将中国经济减速视为印度经济赶超的契机，这种思路对印度而言至少失之盲目乐观。

从更大背景上，印度经济要赶超中国面临一系列深刻的社会、体制障碍：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民族宗教矛盾制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全世界最多的反政府武装;土地私有制妨碍其非农产业发展;地方自治体制导致印度至今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人口教育水平、组织纪律性等方面的严重缺点很可能使其大吹大擂的“人口红利”化为泡影……;所有这一切障碍都难以轻易消除。

以征地困难为例。工业化和发展非农产业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非农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以适宜成本占用一定农用土地;而在非农产业欠发达的国家里，土地又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矛盾由此而生。由于产业结构和制度缺陷，印度征地之争造成了远远比中国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冲突。

首要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制。在中国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一个村集体被征用土地所得货币补偿有义务在整个集体内部公正分配，或留作发展基金;由于承担成本和获得补偿的是同一主体，因此，只要保证村集体内部的廉洁，就能落实公平和发展需求，由此招致的矛盾也相对较少。

然而，在印度的土地私有制下，在征用农地过程中，成本承担者和补偿获得者常常并非同一主体，租赁土地耕种的佃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小自耕农承担了绝大部分实际成本和风险，拥有大片耕地而不亲自实际耕作的地主却获得了绝大部分补偿，导致共识难以达成，社会矛盾激化。佃农和小自耕农一旦失去土地，就失去了谋生手段和基本保障。特别是佃农得不到货币补偿，无论政府和征地企业如何承诺建成工厂、工业园区之后将为当地人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印度政府低效率的历史纪录、印度制造业欠发达的现实都让他们不敢过度信任政府和征地企业的承诺。更何况就私有制下的法理而言，政府和征地企业并无义务向并非土地所有者的佃农支付补偿。由于印度基础教育严重滞后，没有文化和技术的失地农民事实上也难以在非农产业觅得体面收入就业机会，当事农民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印度征地项目普遍遭到广大佃农和小自耕农的坚决抵制。

相反，对于印度地主而言，巨额征地补偿的吸引力显然远远大于相对微薄得多的田租。因此，在众多征地争端中，无论抗议、抵制风潮如何猛烈，征地计划依然能够进行到底。至于租赁耕地的佃农命运如何，地主并无法定义务要为他们考虑着想。这种收益私有化而成本社会化的模式，激化社会矛盾是必然的。

不仅如此，为了提高自己土地被征用的补偿，地主不仅不反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征地争端，反而往往期待爆发征地争端，乃至主动挑起征地争端。一些被征地的地主公开放言，感谢抗议征地的示威者，因为只要一发生抗议，地价就会成倍上涨。一些大地主及其把持的地方政治势力还积极介入征地争端，目的就是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并在农民人口占绝大部分的地区赢得政治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征地极为困难，成本很高，仅此一项就大大削弱了外部投资者期望于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倘若征地过于烦难，非农产业难以发展，将形成“征地烦难——非农产业难以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少——农民更加死守耕地、征地补偿要求更高——征地更加烦难”的恶性循环，整个国家深陷泥潭无从实现起飞。剖析两万五千印度农民向总统慕克吉请求准许自杀的黑色新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根据有关报道，这起事件起因于近20年前马图拉的戈库尔拦河坝淹没的700英亩土地，11个村庄的农民从1998年起要求补偿，但一直未能取得进展。今年2月起，当事农民开始绝食静坐抗议，地方政府官员承诺1个月解决问题，但半年之后也没有动静，当事农民便于8月8日致信慕克吉请求“赐死”。事情闹到两万五千当事农民请求总统“赐死”的地步，毫无疑问有令人同情之处;但对于企业来说，计算一下这些土地的补偿标准，与人口相当或多得多、人均收入水平高得多的中国地方比较，就知道印度征地补偿成本何其高昂;再考虑到区区700英亩征地就能闹出17年的麻烦，隐性成本更难以估算。

根据报道，政府估算，当事农民2.5万人，淹没土地约700英亩，需要得到80亿卢比赔偿，据此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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